师者傅国涌：那个在地上为文明昼夜焦思的人走了

文|徐颂赞，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

作者简介：致力于中西文化和教育比较研究，出版有《他者与我者之间》《神明考古学》等著作，发表中英文论文十多篇，曾获台湾政治大学“陈百年先生学术奖”、美国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等，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进行学术报告。

傅国涌老师在今年7月7日遽然去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引发知识界和公共社会的一阵追忆潮。近些日子以来，我尽可能读完这些追忆文章。

尽管我跟傅老师交游十多年，却是从这些追忆文中，第一次了解到傅老师的交游如此广泛：从知名学者（这并不意外）到书店老板、小学教师，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老迈的忘年交，从衢州的书店到乐清的民宿，从温州、宁波、杭州、成都，到北京、太原、台北、东京。

怀念傅老师的人分布在国内的城镇乡野，也在日本、美国、欧洲。更不用说国语书塾还有三百位小童子，他们就像大地上不断延伸的路径，将他们曾经亲炙的母语教育，带往未来的某个深处。傅老师走了，但他的身影还在大地上继续蔓延。

▲ 傅国涌创办国语书塾，推行基础教育

康河上的追忆

今年8月5号，我在剑桥大学迎接国语书塾英国游学团的到来。在陪书塾童子们游览康河时，我在船上分享了和傅老师交游十多年的往事。

这是书塾时隔八年以来再次到英国游学，上一次还是2017年。那年冬天，傅老师在国王学院的教堂里作了一个演讲——《心灵革命：剑桥大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从徐志摩到金耀基》。虽然当时我并不在场，但这篇演讲后来时常被人转发，我也就对内容非常熟悉了。

在这个演讲里，傅老师从“心灵革命”的角度，解读三位中国知识人在剑桥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这种独特的影响被徐志摩称为“心灵革命”，也被金耀基称作“心教”。这些“心教”的发生，其实并不玄妙、高蹈，无非就是陈之藩说的“谈天”，或者散步、读书、写作，十足日常、普通、柔和。

但当这些行为抵达到很深的地步时，加上人文的丰富以及自然环境的放松，就能自然而然涌现出一些新鲜滚烫的思考。说到底，有心灵自由，才有思考和思想可言。有好的人文生态，思想才能进一步深化，不至于飘散于无物。

重要的还是学者之间的闲谈，跨越学科的藩篱，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天马行空，或不期然碰撞出火花，火花进而成为一场大火，甚至一次思想革命。“闲谈”在剑桥的重要性，正如陈之藩所说：他在剑桥就是和各种人谈天，闲谈结束，学位也就拿到了。

当然，作为“局中人”，我想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到底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当真实生活在这里，想必很难仅仅靠着闲谈就拿到学位。有时忙起来，甚至常常忘记欣赏游人如织的康河风景，只记得深夜在图书馆看书的那种孤寂感。

今年的游学，原计划是傅老师亲自领队，他也曾多次提到对英国的想念。对于重人文之人而言，与他有过思想共鸣和历史联系的人、事、物，都会自然内化为一种长久的怀念，静水流深，至终成为琐碎生活里的一次透气。

我原本很期待他将再次在国王学院的教堂里做一些发言，但是这一次，在教堂里熙熙攘攘、拥挤留影的中国游客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位擅长将敏捷思考、深沉关怀和流利演讲融合起来的人，无法再以肉身的方式出现我们眼前。

▲ 傅国涌在致极学院「2024未来教育论坛」作主题演讲

山中讲学，家中沙龙

2015年，在衢州白马山，我和其他数位同学，一起参加他的近代史研修班，听他讲中国言论史。连续多天，他都是一口气流利讲完整堂课，而且语气自然流畅，像是空气中已有标点符号，我们面前打开的是一篇现成的文章。

这得益于他对史料如数家珍、手到擒来，对于错综复杂的近代人物关系网络，成竹于胸。如果不是糖尿病的干扰，让他不得不短暂休息、补充体力，我想他几乎能从早晨到黄昏，都忘我在讲课里。这实在是一种天分，也是长期勤奋读书和思考的结果。

在一周的课程里，他讲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材料，也提到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在研究上的区别。“言论史”应该是傅老师的发明，此前并未听说。许多细节已经忘记，手头也找不到笔记，但我还记得他有一句话，至今难忘：“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他观看百年来中国知识人形形色色、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后，所得出做人做事的理想和期待。

白马山的夏天，山里的气温要比城市低一些，下午的雷阵雨时不时来降温，我们几位年轻人常看着窗外的乌云、雷雨、翻涌的竹林。听完傅老师的近代史，再看一眼外面的高山峻岭，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

有时，傅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散步到湖边，那也是他隐居读书的地方。他喜欢往山中去，远离城里的喧嚣，大概是延续他自小成长于雁荡山的习惯。

隔年，在杭州城里，我们在写字楼里，借用教会的房间上课，有十多人拥挤在小房间里，听他继续讲中国近代史。后来，他家中晚上也有沙龙，不过五六人，有时七八人，当我住在杭州时，便穿城过去。

大概是讲中西文化比较，听他解释《红楼梦》和《雅歌》，或者《西游记》与《天路历程》之类的对读和比较，时常巧妙言思。内容细节已记不清，但还记得几位参与者开怀大笑的场景，想必其中少不了妙言妙语。这也是和傅老师交流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他的笑容、妙谈、快语，常常出其不意，且感人至深。

▲傅国涌先生在致极学院演讲

日常生活中的“义愤”

也是在杭城，记得有一年，我带一位朋友去他家拜访。朋友准备去日本留学，傅老师提到日本社会的整洁和有序。当我们散步到他家旁边的小河时，看着河水的污染、噪音和空气中的臭味，他很激动地批评起环境污染。我大概很久没有亲自看到这种“义愤填膺”的神情和语气，这让初次见面的朋友很震撼，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曾和他在台大附近的旧书店淘书时，问他为什么最终进入信仰。他说信仰是活的，和上帝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人就活了。这是他的亲身体验，是他经历过的生命转变。但是，有一回则是在隔一些年后的午餐场合，他批评起基督徒和教会领袖的道德时，那种“义愤”也让我至今难忘。

然而，这就是他，这些都是他。如果后人不清楚他整体的人生际遇，想必很难理解他在日常生活里，对公共社会乃至个人信仰都抱有一种严肃审视的态度，没有失去独立思考乃至“会痛苦”的张力。

▲ 傅国涌先生

雁荡山里一块石头

在他的家乡，温州乐清的雁荡山，我还参与过他的雁荡游学，以及几次跨年活动。当时通常都住在位于山脚的“羊舍”民宿。

傅老师一进山里，感觉人就活了。他带我们在山中漫步，举起麦克风，介绍起山里的石头、传说、故事、名人，如数家珍，好像一部活的乡土教材。

他历来重视乡贤，也就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不是革命暴力式的，而是“低调的理想主义”。在这个脉络里，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民国的一些本土企业家有很高评价，比如张謇、卢作孚，他们离土不离乡，低调、踏实、不脱离社群。

▲雁荡山（图源网络侵删）

2020年的元旦跨年，我因为出版了一本新书，就获得傅老师和景凯旋老师一起颁发的“年度非虚构写作奖”。奖品竟然是一块石头，是他从凝碧潭边捡来，提上毛笔字。至今，它还立在我家的书柜里。

石头常常是他的自我指代，他以雁荡山的“石梁”来命名研修班的学生群，大家也以“石梁弟子”自称。他喜欢说自己就是石头，而且是雁荡山的石头，不是其他的土山、林山、小丘，一定是要这座浑然天成的巨大石山。石头是朴素、天然、刚正、不屈，但他可曾想到——“刚易折”？

我想他必定是清楚的，他一定也明白生命不是单行道，而是充满无数弯路、缝隙和来回往返，以及晦暗不明的时光和生活琐事。一个怀有巨大纯粹理想的人，如何走出一条直路来？想必有外人无法看到的无数大大小小的血泪。但他毕竟这样做了，也付上了极大代价。

通常，“刚”的人容易保守、古板、守旧，但傅老师并不是。他能听不同的看法。有一回，在他家中沙龙，他大概论到某人某事，也是照旧严辞批判，我提出不同看法，他安静听了，也改变了观点。

对不同观点，他会听，会想，会分析，然后补充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名人更难做到。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的精神，他并没有被外界的仇恨和戾气，或者著作等身、成名成家之类的风气所“反噬”，没有活成他曾经厌恶的人。所以，他的开怀大笑才让人难忘，他的忧伤、气愤乃至郁闷，也一样让人难忘。纯粹、透彻，像孩子一样。

▲傅国涌先生

《少年日知录》背后

我和他更密集的交流，是在2019到2020年间《少年日知录》的研发。那时，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小团队，帮助傅老师研发一档年度音频专栏，总共365期，每天播出一期，每期五分钟。

傅老师很重视这个专栏，我们一起协商策划了多个系列，包括“序篇：想象力、审美力、判断力”、“大家特辑”（包括金庸、胡适、鲁迅、汪曾祺等）、“少年海国图志”、“少年万里江山图”、“少年白话文学榜”，后来还增设“少年说”、“习作点评”等板块。《少年日知录》有近千人付费订阅，数千人学习和转发，每天的社群讨论都很活跃。

录制音频需要花一些力气，但他每次发来的音频，几乎不用编辑，语气流畅清晰，转成文字几乎就是一篇现成的文章。后来这成了《少年日知录》图书版三大册（白话榜、千卷书、万里路）的主要文字来源。但凡听过傅老师即兴演讲的人，都会对他这种一出口便成文章的天赋，深感佩服和震撼。

通过这一年在具体事务上的合作，让我不在学生和后辈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合作者的角度，深刻感受到傅老师极其勤奋自律。也正是这个品质，让这个为期一年的节目的更新，从来不是一个难题。我也从来不需要特意催稿，他往往都能及时发来录音。有时或许他很忙，但稍微提醒，他又能在一两天内准备好新的录音。

最后的对话

最近一次交流，是在今年5月和6月，我和傅老师完成了一次书面访谈，这是应波士顿几位学者创办的《汉语学志》的邀约，他们想在创刊号里刊登傅老师和国语书塾的教育案例。

在这个访谈里，傅老师回顾了书塾创办八年来的详细经过，也回顾近年来中国教育的一些变化，既有欣喜，也有叹息。但整体上，他明白自己做的是很小的试验，无法改变大环境的逼仄和扭曲。若不期然长出一些未被规训的个体，他就心满意足了。我本来很期待他8月再访剑桥时相会，但在7月7号凌晨，他永远离开了。没想到，这个访谈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交流。

傅老师当然不是完美的，在学术上、思想上，他既有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的风采，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对于这些，包括我在内的研修班同学大概都有体会。然而，我们除了能做一些所谓更前沿的学术研究，在精气神上哪只短他几分而已？

对于知识人而言，学术研究是重要的，精气神更是重要的。回顾往事，他最让我敬佩的莫过于强烈而持久的公共关怀和独立学者精神，这并非一种出名的招牌或者幌子，而是他曾经亲身付出长期自由，而始终不放弃的追求。想到这一点，所有不满意，大概都能消散。

他曾说“中国不缺高官，不缺富豪，不缺具体能够操办事务的人，中国真正缺的是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人，能够为文明持久的在地上昼夜焦思、发挥想象的人。”

现在，这个曾经昼夜焦思的人走了。他的突然离开，让很多人心中难平、无法适从，但幸运的是国语书塾还有三百位童子在继续成长。一个人的肉身消失，固然哀痛，但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能够长存，难道不也是上帝给这个脆弱人间的另一种恩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