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南京朱状元巷,一户名门大宅里,一个小姑娘正被祖母紧紧压住双腿,粗布条一圈圈缠绕上去。
脚骨被生生勒断,她疼得全身冒汗,却一句哭声都不敢发出。
这是清末世家的规矩,要养成“三寸金莲”,才算得体。
这个小姑娘,就是黄素琼,后来改名黄逸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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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这双被折磨得几乎变形的小脚,竟有一天能踩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地里飞驰,能走进巴黎的画室,与徐悲鸿夫妇比肩作画,能漂泊到印度、马来西亚、伦敦,成为秘书、老师、乃至地下室里做皮包的女工。
她的一生,不是贤妻良母的教科书,而是一本真实的、跌宕的传奇。
而世人提起她,往往只说一句:“她是张爱玲的妈妈。”
可这个女人,用某人的母亲来形容,未免太过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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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黄素琼出生在南京朱状元巷。
她的祖父黄翼升,曾是长江七省水师提督,还是李鸿章的副手。家族声名赫赫。
可家世显赫,并不能改变她作为大家闺秀的命运。她从小裹足,学女红,读《女诫》。
那个时代女人的价值,是婚姻和家族的延续。
黄素琼是庶女,自小寄养在祖母家,孤独又压抑,她常常望着院子里跑动的男孩子们,心里生出说不清的怨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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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的浪潮正在涌动,“妇女解放”“娜拉出走”已经成为时代议题。
可对于这位名门女子来说,那些激烈的思想尚停留在报纸与街头讲演,她的现实仍是小脚和针线。
但不甘的种子,已经埋在心底。
1915年,她22岁,嫁给了张志沂。
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父亲张佩纶是清末名臣。
表面上,门当户对,金童玉女。更巧合的是,两人还是远房表亲。
可婚后的生活,却让黄素琼很快看清了幻象。
张志沂是典型的清末遗少:出口成章,满口之乎者也,却没有谋生的能力;白天吟诗作赋,夜里沉迷鸦片,甚至流连烟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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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中,充满鸦片燃烧的刺鼻气味。
黄素琼想要的,是清新空气和读书声;张志沂追逐的,却是醉生梦死的烟雾。
她多次劝丈夫戒烟、振作,可对方只会应付几句,然后重蹈覆辙。慢慢地,她心灰意冷。
名门、世家、婚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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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天,28岁的黄素琼终于下定决心。
她以监护人的身份,陪同小姑张茂渊留学,借此机会,踏上了去欧洲的轮船。
出发那天,上海码头人声鼎沸,汽笛轰鸣,佣人一次次催促,她却久久不动。儿女的身影在眼前闪过,泪水模糊了视线。
终于,她擦干眼泪,迈上舷梯。
这一刻,她不是某人的妻子,不是某人的母亲。她要为自己而活。
从此,她抛下“素琼”这个旧名字,给自己取了个新名“逸梵”。
“逸”,自由不羁;“梵”,清净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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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生活,让黄逸梵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巴黎,她住在学生公寓,跟随老师学习油画和雕塑,她常常把画架架在塞纳河畔,任由阳光在画布上跳跃。
她与徐悲鸿夫妇成为朋友,在画室里切磋画技。谈论的不再是“针线女红”,而是色彩与光影。
在阿尔卑斯山,她第一次尝试滑雪。缠过足的小脚塞进雪鞋,她跌跌撞撞,却比年轻的留学生还要滑得快。
同行的人看呆了:一个裹过小脚的女子,居然能在雪场上飞驰!
在社交场合,她穿着洋装,出入沙龙。有人打趣说:“这是东方的奇女子。”她一笑,举止优雅,却眼神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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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明白,人生,不该只是家庭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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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黄逸梵收到了张志沂的来信。
信里满是悔意,说“痛改前非”,恳求她回来,她心头一软,带着憧憬回国。
刚开始,生活似乎有了转机。
全家搬进新式洋房,女儿张爱玲在钢琴旁笑声朗朗,她一度以为,幸福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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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幻象很快破灭,鸦片的气味再次充斥屋子,丈夫又回到老路,他甚至故意不付生活费,想耗尽她的陪嫁。
终于,在律师面前,她冷冷说:“我是非离婚不可了。”
这是她的决绝。
离婚,不是轻率,而是自救。
摆脱婚姻,黄逸梵的人生完全打开。
她把生活过成艺术。地毯,要织成毕加索的画;瓷器,要从英国订购;梳妆台,要自己设计。
更重要的是,她不再局限在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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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她继续学习艺术,加入留法艺术学会。
在埃及和南洋,她与美国男友合伙做皮具生意,练就了自食其力的本领。
在印度,她成了尼赫鲁两位姐姐的秘书,亲历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在马来西亚,她在侨校任教,讲课时依然神采飞扬;
在伦敦,她住在地下室,以制作皮包维生。
一个曾经的名门贵妇,竟能在全球多个身份间切换。
她不在乎别人眼光,只在乎自己是否活得痛快。
黄逸梵与女儿张爱玲的关系,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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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逸梵第一次远行时,张爱玲才4岁,她在《私语》里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母亲这个人。”
后来,母亲回来,却又过于苛刻。黄逸梵要求女儿聪慧、优雅,不许笨拙,甚至说过:“我宁愿当初没救你伤寒,你死了也比现在好。”
这句话,成了张爱玲心底的阴影。
她在小说里写尽冷漠与孤独,或许正源自这段母爱中的伤。
母女之间,既有付出,也有伤害。爱得深,要求得多,最后却两败俱伤。
1957年,伦敦帕丁顿圣卢克医院。
病榻上的黄逸梵,写下最后一封寄给张爱玲的电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最后一面。”
张爱玲没有来,只寄了一张100美金的支票。
10月11日,黄逸梵孤独去世,年仅61岁。
她留下的一箱古董,成为女儿在美国漂泊时的经济支柱。母女的缘分,最终以这种讽刺的方式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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