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个世界中心相遇：传教士疑问、征服者的傲慢与中央王朝的冷漠

作者｜欧阳安（Manel Ollé Rodríguez）

西班牙“新汉学”代表人物，诗人。1962年生于巴塞罗那，现为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亚太研究组成员，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系终身教授。从事16—17世纪中国海洋史研究，西班牙、葡萄牙东亚扩张史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研究，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在中国文学译介领域亦有突出贡献，将《唐诗选》、《聊斋志异》和李清照作品译介到西班牙语世界，并担任两届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2012年，获加夫列尔·费拉特尔诗歌奖；2021年，获巴塞罗那百花诗歌奖。

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在 1588 年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健康》（De procuranda Indorum Salute）一书中，根据道德和文明发展程度将“印第安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他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称为“不信上帝、彬彬有礼的印第安人”，他们就像古典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异教徒那样，不信基督，信奉异教，并且很有文化和修养。 日本和中国这些“彬彬有礼的印第安异教徒”，对于登陆亚洲海岸的卡斯蒂利亚人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天主教精 神来说，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伊比利亚人在其新发现的亚洲国家开展传教，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些难以回答的疑问：在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和人文科学智慧以外，怎么还能发展出像蓬勃绽放的东亚文明那般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精致典雅的文明？

《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16-17世纪中西交往图景中的东亚移民、贸易与文化》

[西] 欧阳安 著

周萌 谢文侃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6月

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答案被编造出来［比如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回答］，这些说法指出，中国文明及其怪异的文字起源于埃及，或者来源于流散东方的 12 个犹太部落之一。还有说法认为，使徒多马（Santo Tomás） 或者祭司王约翰（Preste Juan） 曾到亚洲土地上传教。在中国，早期天主教的遥远痕迹早已被遗忘，但仍可从儒家传统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性道德规范和节制要求中察觉出来，另外还体现在一些类似于圣母玛利亚的女神形象上，比如福建的海神妈祖，或者跨越性别的观音形象（印度男性千手观音的女性变体）。

经过数十年在美洲、非洲和印度洋连续不断的领土和商业扩张后，卡斯蒂利亚人和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抵达了东亚岛屿和中国海岸。尽管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帝国模式，伊比利亚这两个王国在帝国方案的基本要素方面，比如在征服、贸易和传教方面，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帝国扩张过程中暗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从根本上来自欧洲优越性的观念，它意味着有必要将外部世界欧洲化，把征服者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强加给那里的人。但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心：世界其他地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它在等级上高于周边任何远交近邻。

欧洲人和中国人在近代的相遇，导致两个典型的民族中心主义社会展开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这是两个之前毫无联系的世界中心，它们一直舒适地生活在各自的想象中，认为自己比四邻更为优越，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位置。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有着同一种中心主义幻想，而恰恰是这次相遇促使他们对中心主义产生了质疑。在思考近代中国和伊比利亚人的关系时，如果不考虑前者的世界观，我们会遗漏很多关键点。当时，中国作为“天下”的观念依然存在，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式的世界主义，它认识到中央集权在根本层面上所具有的文明优势，并能够基于这种认知，通过其朝贡体系向周边野蛮人施加命令式和父权式的影响。

如果说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o eurocéntrico）被定义为具有扩张性，那么中国中心的集权主义（imperialismo sino-céntrico）的观念准则则具有孤立性和防御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o）追求的目标并非强行扩大其领土和影响范围，而是保持现有等级制度中对高与低、内与外的明确区分和清楚认知。

中国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明朝时的中国中心主义观念却进一步被强化，以回应之前忽必烈建立的蒙古族统治。中国中心主义将汉文化置于中心地位，强调其相对于周边“蛮族”文化的优越性。中国中心主义在空间和民族方面的双重维度体现在对中国人的划分上：居于宇宙秩序中心的“华夏”民族，相对于所谓纯粹“劣等的蛮族”，有着绝对意义上的优势地位，而处于中央王朝周边的“番夷”民族，则缺乏文明教化。

一般来说，明代中国文献还会顺便以蔑视口吻提到外国人：将他们称为“番”，即“野蛮人”；“夷”，即“野蛮的外国人”；有时还称为“鬼”，也就是“恶魔”的意思。

这种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的另一面，是拒绝进行帝国化和殖民化发展。中国无可否认的领土扩张被理解成为一种文化影响现象，这是一种纯粹自愿的文化同化，由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它对于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天下”的宇宙观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演变。这种有关外部空间文明等级秩序的理论设想并非绝对，而是依具体情况而定，有其层级和灵活性，也有例外和个别情况。“天下”的周边地区以同心圆形式围绕中央运转。在距离最近、文明化程度最高的范围内，有一些曾在某些时期是中国藩属国的国家，比如朝鲜和越南，或者还有些从未被征服的国家，比如日本，也有着和中国比较接近的文化模式。在第二级范围内，有亚洲内陆的草原和高原地区。最后一级范围内才是野蛮人，即夷人所在的外部地区，这些野蛮人包括东南亚、印度洋、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居民，显然还包括一些相貌奇怪、举止傲慢的野蛮人，他们长着猫一样的眼睛、高挺的鼻子和红色的胡子，自遥远的大洋而来。

按照这套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中国人出境和外国人来华都受到限制，必须严格满足条件，就像那些携带朝贡通行证的野蛮人一样，受到礼部监管。中国边境严格而密不透风的管控，成了伊比利亚编年史和关于明朝的记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并反映在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警句》（Migajas sentenciosas）的一则箴言中：“几乎所有省份都在模仿中国，不喜欢也不想接纳任何外来人。”

这种在朝贡制度下等级化且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结构并非一直存在，只是在明朝变得格外突出，在这之前的朝贡制度则作为一种安全战略，建立在外交互惠理念的基础之上。14 世纪末中国某些霸权地位的巩固意味着对外策略发生改变，由礼部领导的朝贡体系成了和外国人发展官方贸易关系的核心渠道。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尝试与中国建立有利联系并取得了成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漏洞，借此避开这种等级化外交关系模式中密集的官僚网络限制。

因此，澳门的葡萄牙人成了例外，因为他们受到一个临时有限的合法制度的保护。另一边，马尼拉的卡斯蒂利亚人则得以和东南亚华商移民的非正式网络建立联系，这些网络并不在官方朝贡体系的外交—礼仪逻辑之中。

亚洲的伊比利亚人利用了中国南部沿海省份所享有的自由裁量特权，在这些地方，可以根据当地商业精英的利益，对于对外交往的法规做出灵活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亚洲分支并不那么看。他们在澳门或马尼拉只不过看到，其中央王朝外围众多的野蛮人小型商业群体又多了一个，这些人的贸易活动和领土统治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小块据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内，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在地区概念上，仅仅被考虑和接纳成像中国周边小范围内其他野蛮民族一样的人，比如朝鲜、琉球、安南（越南）等。葡萄牙人被中国人认定为来自马六甲和暹罗的野蛮人。事实上，亚洲人对来自葡属印度的葡萄牙人的这种看法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也曾发生过。

在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另一面，是另一种同样的民族中心主义，即以西班牙为中心的卡斯蒂利亚帝国的自豪感。这种自豪直接来自他们作为征服者的骄傲，尤其当他们在美洲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这种骄傲更加膨胀，在和中国或日本产生一些外交分歧后便蠢蠢欲动。这些分歧最终在马尼拉或墨西哥归于失败，它们并不在实际承诺和任何基于经济利益的逻辑范围内。

关于卡斯蒂利亚帝国的这种自豪感对于外交渠道的失败所起的作用，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1576 年，他中止了与福建政府的谈判进程。这一谈判几年前由前任总督吉多·德·拉韦萨里斯启动，围绕海盗林凤一事展开讨论。福建政府曾经在几周时间里，热情款待马尼拉的几位使节——奥斯定会士马丁·德·拉达、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两位诚实的西班牙人”米格尔·德·洛阿尔卡和佩德罗·萨缅托，但弗朗西斯科·德·桑德拒绝给中国使节回报以同样的殷勤招待。

同样是出于卡斯蒂利亚帝国的这种自豪感，以及预感到可能被中国当成朝贡邻邦，费利佩二世于 1580 年推动的觐见万历皇帝的使团计划在新西班牙被阻止，因为该计划遭到了菲律宾前任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的强烈反对。

总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卡斯蒂利亚两种民族中心主义怎样水火不容，阻碍正式外交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福建地方精英提倡的务实性非正式商业策略，他们才得以和菲律宾领土上的卡斯蒂利亚人进行贸易往来，而这些中国之外的人既不具备合法性，也不被主流观念准则所认可。

纵使不进入常见的虚构历史，也应该记住，触发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中西贸易交汇点很可能没有经过马尼拉，而是直接发生在中国福建沿海。16 世纪有几次朝着这个方向的尝试，但都没有实现。区域外交方式在葡萄牙和广东之间行之有效，经过数十年的尝试和分歧，澳门据点最终在 1554 年建立，但它在中西之间却行不通。关于建立卡斯蒂利亚据点的非正式协议有两次差一点儿达成，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福建和广东，据卡斯蒂利亚文献资料记载，这两个西班牙的沿海据点都准备被叫作“皮纳尔”。

福建、广东和马尼拉之间为建立“西班牙人的澳门”曾达成区域层面的外交协议，在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以及1586 年马尼拉提出的征服福建和广东的空想计划被费利佩二世否决后，中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种非官方、非本地化的互动模式最终在马尼拉得到巩固，其规模和全球影响力之大，在该地区前所未有。

明朝的中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君主国这两个当时最大的国家之间无法找到正式的外交互动渠道，这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接触模式：它促进了马尼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移民群体的增长，这些人构成一种非本地化的商业联系，在经济层面可以产生利益，但在社会层面却具有不稳定性。中西在外交领域的分歧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文化原因，这个过程也受到一些突发事件和特殊情况的影响。因此，假如 1575 年海盗林凤没有逃走，有可能即便是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的傲慢也无法阻止双方达成协议，为西班牙在福建获得一个港口。假如澳门的葡萄牙人没有奋力抵制 1598 年马尼拉和广东之间的协议，西班牙人可能会在广东拥有自己的位置。

上述一系列分歧都导致卡斯蒂利亚人无法来到中国沿海贸易，也无法在那里落脚。但中国人却可以不受阻碍地顺着季风来到马尼拉，把福建和吕宋岛之间有着几百年历史且行人稀少的区域性海上贸易航线，变成跨太平洋贸易链的第一个环节。福建和吕宋沿海之间每年平均有几十艘中式帆船为马尼拉城及其防御系统运送人员、白银、陶瓷、丝绸和香料，传播知识并供应日常物资，所有这些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

中国对任何未按朝贡规定进口的海外物品都无比轻视，加上亚洲的卡斯蒂利亚征服者态度傲慢，若对方不肯投降或皈依天主教，则无法与之建立任何关系，这对外交关系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由于中西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马尼拉和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关系最终以一种非官方、不合法且时常动荡不安的方式开始、发展并巩固。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所坚持的限制或允许自由贸易的政策都对环境变化产生了影响。明朝倾覆之前的动乱，以及随后清王朝取而代之，包括一部分福建海上联盟长达几十年的反清活动都影响着马尼拉中西关系的进程。比如，不应忘记，马尼拉华人获得的大量美洲白银都被用来资助这些南部沿海的反抗势力集团，而“海匪”郑成功在厦门的部队所吃的大米也主要来自马尼拉周边的稻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导地位（并非指中央王朝，而是指南部沿海的航海者和中国商人）非但不是被动的，反而是主动的、变革性的，它能够将西班牙的殖民模式部分地亚洲化。这并不像殖民路线本身那样，仅限于供应原材料。华人带来了加工好的商品，这需要在技术、组织和商业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水平。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可靠的例子，体现了当地社区的代理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西班牙对马尼拉的殖民转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双重模式。一方面，马尼拉变成一个亚洲的国际化商业转运港，通过大帆船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太平洋另一侧。另一方面，它作为伊比利亚人在亚洲的首府，通过殖民项目建立起自身在领土、人口、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这个菲律宾项目历时数百年，在其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里，人们对它抱有更大幻想，试图将其扩展到棉兰老岛以外的婆罗洲、台湾岛、柬埔寨和暹罗等地，但最终没有成功。

这条航线是由来到马尼拉的福建中式帆船和舢板船开辟和巩固的。卡斯蒂利亚人来到亚洲既不是为了出售白银，也不是为了开辟大帆船航线。他们冒险进入太平洋是为了与葡萄牙人竞争，寻找香料以及那并不存在的“金银岛”，事实上对中国在商业层面的意义一无所知，最终却依赖于生理人中式帆船单方面产生的丰厚利润。在 1593 年颁布的规范大帆船贸易的法令中，西班牙君主国确立了这种对华贸易模式，这是一种非本地化的单纯接受模式：“我们命令，任何人不得在中国境内的省份或地区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菲律宾商人也不能将那个国家的商品带到岛上，而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费用和风险把货物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