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人皮面具：女子纵有千般毒，最毒莫如“爬龟妇”

乾隆年间，大清帝国表面上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但在浙江乡野，一群背负龟形法器的神秘妇人悄然出没，她们以祈福治病为幌子，暗藏杀机。

这伙人被称为“爬龟妇”，她们的行径究竟如何残酷？为何能让皇帝震怒，下令严惩？

案件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隐忧？跟随历史脚步，让我们一探究竟。

一、妖术恐慌下的罪恶滋生

乾隆三十三年，大清帝国笼罩在一片诡异氛围中。

在这一年，从江南起始的“叫魂”风波迅速扩散，民众传言有妖人通过剪发辫或涂迷药盗取魂魄，导致受害者生病乃至死亡。

在这种背景下，浙江处州府的官府本在追查“叫魂”案，却意外发现一群更阴险的犯罪者。

这些妇人以中年为主，背着铜龟或木龟行走乡间，声称能卜卦驱邪，但她们的真实目的远非如此。

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在社会焦虑的催化下，‘爬龟妇’的罪行不仅暴露了民间迷信的危害，更揭示了盛世下隐藏的道德沦丧。”

她们利用民众对巫术的恐惧，实施诈骗和绑架。

起初，“爬龟妇”只是小规模活动，她们在村落间游走，遇到病患家庭，便主动上门，许诺通过龟壳占卜治愈顽疾。

据清代官府档案显示，这种犯罪源于人口稠密的浙东地区，那里土地狭窄，失业民众众多，迷信风气盛行。

许多人上当后，不仅丢了钱财，还遭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随着“叫魂”恐慌加剧，这些妇人的行径越发大胆，她们开始针对儿童下手，用蒙汗药迷倒孩童，然后拐走贩卖。

一些受害儿童被卖到外省，沦为乞丐或劳工。

更残忍的是，她们相信孩童的人体部位有神奇功效，能炼制药物。

在处州府松阳县，一起典型案件震惊当地，一名农家幼子被妇人以治病为由带走，归来时已身受重伤，生殖器官被“爬龟妇”取走。

类似事件频发，引发了民众恐慌，官府介入后，发现这些妇人已形成团伙，活动范围扩展到金华和严州。

这种罪恶并非孤例，它与“叫魂”案交织，均利用民间对超自然力量的畏惧。

历史资料显示，乾隆帝对这类事件极为敏感，因为它威胁到社会稳定。巡抚永德在奏报中详述了案情，也促使朝廷高度重视。

“爬龟妇”的兴起，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盛世虽带来繁荣，但底层民众生存压力巨大，失业妇女往往沦为游方卦师，逐步演变为犯罪者。

案件暴露后，地方官吏展开调查，他们走访受害家庭收集证词，发现这些妇人常在集市或庙会出现，伪装成仙姑模样。

通过这些细节，可见“爬龟妇”罪行的狡猾性。

她们不直接暴力，而是借迷信心理逐步侵害，令人防不胜防。

官府的初步调查虽有进展，但团伙的隐秘性让追捕艰难，直到多起报案积累，才逐渐揭开冰山一角。

二、龟影重重：犯罪团伙的狰狞面目

“爬龟妇”团伙的组织结构严密，远超普通盗匪。

在《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一十二中，有这样的记载：

“身背龟壳，手执铜针，假借治病为名，实则割取男童阳具。”

她们的标志是龟形法器，象征长寿和神秘力量，用来吸引信徒。

团伙成员多为寡妇或无业妇女，她们分工明确：

有些人负责招揽“生意”，在乡村散布能治百病的传言；另一些则执行具体犯罪，如诱拐儿童；而首领往往经验丰富，掌控资金和销赃渠道。

而且她们的作案手法多样。

首先是投毒讹诈，她们会偷偷在富户水井中下毒，造成家人不适，然后上门声称是邪祟作怪，收取高额酬金，许多家庭为求平安，而倾家荡产。

其次是拐卖儿童，她们用糖果或玩具引诱孩童，喂食掺药食物，待其昏迷后带走。

这些儿童被运往外地，卖给无嗣家庭或乞丐团伙，历史记录显示，江西南昌衙门曾解救出数十名受害儿童。

最令人震惊的是割取器官，她们迷信男童生殖器或孕妇胎盘有药用价值，能制作“龟灵膏”。这种膏药据称可延年益寿，在黑市售价高昂。

在青田县县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

一名孕妇被骗服用迷药，醒来后发现腹中胎儿已失。官府在搜查窝点时，发现血迹斑斑的刀具和疑似胎儿的残骸，而连接胎儿的胎盘早已被取走，足见她们的冷血无情。

“爬龟妇”团伙的活动高峰在夏季，那时民众多外出劳作，儿童容易被单独留在家中，她们常在三府交界处行动，利用地形和三府职权漏洞，来逃避追捕。

一个典型例子是松阳县张氏案件，张家幼子被带走后，下身受伤生殖器被取走，几天内便不知身亡，张家人报官后，县令派人抓捕时，才发现罪犯早已逃离本县辖区。

这些妇人的心理扭曲，其实源于生存困境，但她们的选择已超出人性底线，变成彻头彻尾的恶魔。

据当时的官府调查显示，她们的团伙内部有严格纪律，“背叛者”会被严惩，甚至灭口，这让破案更添难度。

通过这些细节，可见“爬龟妇”的罪恶深度，她们不只求财，还涉及人命，挑战了社会底线。

三、跨省追凶：揭开罪恶网络

“爬龟妇”团伙的网络遍布多省，首领为金华徐氏，她掌控一切，从招募成员到分配赃款。

在《刑科题本》中有这样的描述：

“浙东地狭人稠，民多无业，遂有奸民挟邪术以惑众。”

这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根源。

团伙通过漕运，将受害者运往江苏和江西，在南昌官府曾截获了一船受害儿童，其中多已受伤，解救行动显示出，这个团伙有固定的销赃点。

徐氏的领导风格狡诈，她要求成员分散行动，只在固定地点汇合，这更增加了抓捕难度。

乾隆帝接到奏报后龙颜大怒，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下达谕旨：

“……需全数拿获，尽法惩治！”

谕旨下达后，各地官府不敢怠慢，为了应对狡猾的“爬龟妇”，江苏巡抚亲自派人协查，各地府衙也开始组织联合调查，捕快乔装成村民，潜入团伙外围收集情报。

有一次在金华，一名成员被捕时企图自杀，但被衙役及时制止，她供出了窝点位置，官府立马行动抓获了大批“爬龟妇”。

而江西的解救行动规模最大，三十余名儿童获救，其中一些讲述了被割取器官的经历，证词成为铁证。

官府利用线人逐步渗透，最终锁定了首领徐氏，她在严州被捕时，身上搜出了龟壳和迷药药粉。

通过对徐氏的审讯，犯罪网络全貌浮现，这个团伙成员数十人，犯罪持续数年，涉案金额巨大。

四、雷霆震怒：盛世下的严刑峻法

案件侦办过程上报朝廷后，乾隆帝震怒，在九月十五日，下旨要求：

“现获犯人严审，按律惩办，首领徐氏须凌迟处死！”

关于这个犯罪团伙的审讯，在杭州进行，首领徐氏供认，她们以“龟灵膏”为幌子，已经行骗多年，受害者多为贫苦家庭。

最终，共有四十七人被捕，首犯徐氏被凌迟处死，其余骨被百姓挫骨扬灰，以解心头之气，其余从犯皆被发配伊犁，永世为奴。

此案的惩处之严厉，在清代女性犯罪中极为罕见，它也反映了当时皇帝对社会稳定的重视。

而且本案的处理远不止于刑罚，乾隆帝下令在当地重修城隍庙，书“除奸安民”匾额，来安抚民心。

各地方府衙也出台严厉规定：游方妇人必须持路引，严禁“三姑六婆”随意活动。

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根除类似犯罪，案件平息后，江南治安终于好转。

在历史评价中，此案成为清代司法典范，皇帝的果断维护了纲常，通过这些，可见盛世下乾隆帝的铁腕治理。

五、盛世暗面：社会根源与历史镜鉴

通过还原本案，我们也能看到清代司法的复杂性，它既严苛又有局限，严刑虽极具震慑力，却未解决底层贫困问题。

“爬龟妇”案源于乾隆盛世的矛盾，人口压力导致失业增多，百姓迷信助长了类似犯罪。

与“叫魂”案类似，“爬龟妇”案反映了集体焦虑，底层民众求助巫术，纷纷上当受骗。

后世学者也视之为社会镜像，康乾盛世虽表面繁荣，但阶层分化严重。

我们今日审视，此案不仅警示了我们防范迷信与犯罪，更提醒我们社会需要关注弱势群体。

历史教训在于，任何时代都需警惕它的阴暗面，案件虽远但启示永恒。

参考资料：

1、孔飞力(1999)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本书详细记载了“爬龟妇”案与“叫魂”恐慌的关联，分析了案件背后的社会根源。）

2、(1768) 《清高宗实录》 北京: 中华书局。（本书详细记载了“爬龟妇”案的案情经过及乾隆帝的处理措施。）

3、(1768) 《刑科题本》 北京: 国家图书馆藏。（本书详细记载了“爬龟妇”案的审判过程及社会背景。）

观点声明：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整理，旨在还原“爬龟妇”案的真相及其在乾隆盛世中的历史意义，文中所有观点为笔者整理分析，仅为个人观点，不构成官方意见。解读因视角不同而异，欢迎大家阅读本文后留言交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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