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臧克家·李健吾·郭沫若·范泉·茅盾——“汪曾祺在上海”之八

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或许既能填补“汪学”的某些空白，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汪曾祺

出“祥经里”叶圣陶寓所，沿四川北路步行3分钟，便到了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员工宿舍臧克家、郑曼的蜗居。

叶圣陶

臧克家和汪曾祺相差十五岁，先后师从闻一多，都为“闻师”所欣赏。抗战“复员”到上海，向无交集的二人竟有一段特殊因缘。臧克家是汪曾祺的学生家长，比臧克家晚到上海一个月的汪曾祺则是臧克家主编的刊物《文讯》的作者。

臧克家留在山东老家的两位公子来沪投奔父亲，也经李健吾介绍就读于致远中学（后来索性借住校内），做了汪曾祺的学生。继历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之后，臧克家接编《文讯》月刊，1947年11月15日七卷五期推出首个“文艺专号”，将汪曾祺小说《落魄》排在目录显要位置。正如凤子主编的《人世间》隆重推出汪曾祺小说《囚犯》，《文讯》也用类似方式将汪曾祺归入“色彩”“态度”与“我们”保持一致的进步作家行列。

臧克家

1940年代以后臧汪交往还有待研究。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逝世，5月28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送花圈的前辈作家除了巴金、冰心，还有臧克家。

李健吾、尤淑芬夫妇1947年10月搬出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华业公寓，迁入与四川北路相交的东宝兴路173弄9号菜场附近一间寓所，与凤子、叶圣陶、臧克家毗邻而居，过从甚密。这几位聚在一起时很可能会谈到“汪曾祺先生”，尽管在他们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艺复兴》《人世间》《国文月刊》《文讯》等杂志上，汪曾祺仅亮相一次或数次，但这位学于西南联大、执教致远中学的青年作家已经显示了超凡的实力与不羁的才华。

李健吾

1982年3月至5月李健吾主动致信汪曾祺，请他帮忙一起回忆四十年代后半期《文艺复兴》的有关细节。汪曾祺在回信中再次感谢李健吾当年在上海对他的照顾和提携。汪曾祺“复出”之后十分忙碌，他万没料到李健吾会遽然离世。隔了三十四年终于恢复通信联系，且同在北京，最终却未能再见一面，诚为憾事。

离开臧克家、郑曼蜗居和李健吾的新寓所，沿四川北路继续步行1公里，右拐至狄思威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一座花园洋房，便是郭沫若家（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据说这是由马思南路中共和谈代表办事处（上海周公馆）出金条为郭“顶”下的。郭宅也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士经常聚集的场所，许多重要活动都在此举行。

郭沫若

郭沫若、汪曾祺同在上海一年零四个月，尚无证据说明二人有私下接触，但不能说他们毫无关联，至少曾多次在同刊同期发表过作品。《人世间》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刊载汪曾祺小说《囚犯》，也发表了郭沫若长文《一封信的问题》。汪曾祺小说《落魄》发表于1947年11月15日《文讯》“文艺专号”，郭沫若《再谈郁达夫》则是该刊该期的头条文章。

因为看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说创作社故意遗失罗曼·罗兰致鲁迅的信，郭沫若不得不写《一封信的问题》有所辩证。《再谈郁达夫》则是驳斥巴人（王任叔）的《记郁达夫》。巴人说郁达夫亲口告诉他，在日本郁的名声远高于郭，因此郁经常遭到郭的嫉妒。郭沫若这两篇文章绝非“漫与”之作，乃是认真严肃地梳理他和鲁迅、郁达夫的交往始末，澄清事实，驳斥误传和谣传。郭沫若一定很关心发表这两篇重要文章的《人世间》和《文讯》，或许也会因此留意到同刊同期青年作家汪曾祺笔致特别、才气撼人的《囚犯》《落魄》这两篇小说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致信沈从文，希望有人推介黄永玉的木刻。汪一口气想到林徽因、费孝通、老舍、梁宗岱、西南联大学长王逊甚至已故的闻一多。但他觉得这些人都不大合适，最后认为与其让李健吾、郑振铎、叶圣陶说些“‘线条遒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来，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猛烈批判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京派作家，孰料在此之前为了黄永玉的事，汪曾祺还曾对这位文坛祭酒寄托过美好愿望。

茅盾

走出郭宅，沿四川北路步行9分钟，就到了茅盾和范泉的家。1946年5月下旬茅盾夫妇回沪，发现他们1933年至1935年居住的山阴路156弄29号已换了主人，只好另租山阴路132弄6号，跟《文艺春秋》主编范泉住上下楼。巧的是和汪曾祺一样，抗战胜利后茅盾在上海也逗留了一年零七个月（中间三个半月访苏）。《文艺春秋》先后发表汪曾祺两篇风格迥异、被作家无名氏（卜乃夫）视为汪曾祺前期最好的两篇小说《绿猫》和《鸡鸭名家》，显示了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郑振铎、李健吾等文坛前辈）的指点。

范泉

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挂漏在所难免。

据说“‘汪学’时代已经到来。”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或许既能填补“汪学”的某些空白，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