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丘到《论语》｜儒家的理论是如何下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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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聊孔丘的时候，我也提到可以注意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丘所处的时代大致春秋的晚期，其生卒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这也是春秋晚期。

我们先前读《春秋》时提过，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主流学界认为它是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由此土地的所有权流转和买卖情况频繁，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也被摆到明面上。

生产所有制的变动也是从底层撼动了原先的生产关系，一方面是税收增加了，另一方便则是原本的奴隶制由此也不适用了，转而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也进一步促成了国君或当权大夫们从原先尊王攘夷的称霸模式转向了更为直接的兼并局面。

正如我们先前读的《战国策》里的光景（虽说其中也有不少伪作），但是其中尔虞我诈的风气读者一读便知，尤其以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为甚。特别是张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纵横之术，不过确实好用，骗取同盟和田地、城池，由此在当时也是显学。

题外话，如今火遍下沉市场的诈谋始祖——“鬼谷子”之说，据称便是纵横家的始祖。

由此，从国君的视角来说，显然得在野蛮生长的时代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土地、人口，而“使民以时”这样的所谓仁政虽然能占据道德高地，但无论是从其回报周期的漫长，以及回报的不确定性来说，都引起“长期主义风格”无法打动还处在割据状态的“大地主”。

由此，也必然不会在春秋晚期，更不用说战国时期成为彼时执政者的优先选择。

再说孔丘的理论溯源，可能是早先周的政治策略。

早先读《诗经》时，我们就提到过一个说法是周王室依赖政治联姻，才得以凭借少的人口统治广袤的土地，由此政治与伦理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一方面是君臣，一方面是父子。

宗法制和分封制也是如此结合。

孔丘的理论基本上也就是宗法制与分封制这一背景下对执政者道德品格的规范和指导。

由此，从源头去看孔丘的观念，首先政治是第一位的：即当君王的，一定要有君王的样子。当父亲的，一定要有父亲的样子。由此，臣子、儿子才能有样学样。这里家国政治是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宗法和分封制，这就是周曾经的政治现实或者说至少是政治理想（得看联姻策略的贯彻情况和普及面）。

由此孔丘的理论是讲求治国的，并不是讲述平凡人如何过好一生的。也并不是针对那些地位较低，甚至低于平头百姓的所谓“小人”的，或者有种说法“小人”即平头百姓，如果君子特指士族及以上的人士的话。

毕竟君子与小人在孔子的话语中基本上是互补的两个对立群体，对小人讲这套理论多少是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

可见，这套理论的受众从一开始就是国君或当政大夫。

这一点就算后续开办了私学，带了无数弟子，对孔丘来说也是没变的。他也是一边讲学，一边到处“求职”，后来凭借私学的名气才也是收获了不少声望，或许也是因此有了执政的机会（即鲁定公十一年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只可惜最后没能成功。

这段经历也证明了，有了教育身份和美名之后，孔丘的第一志愿仍然是从政（由此可见其实干精神）。孔丘游说列国，意在以“仁政”取代权谋。他对那些国君或大夫的劝诫如“政者正也”也是如此。

可为什么他要办学呢？除却“公益”、“失业”和“贫穷”之说，培养政治同盟的说法或许更符合逻辑。毕竟孔子可能并非野心家，而更期望理论能得以推行，而不是单单由孔子他来推，由此所谓的师生-父子关系亦是君臣-父子关系的某种变体。

有人说其“有教无类”的主张，突破了血缘与贵贱的藩篱，把教育权利扩展到更广的社会层面。道理是有一些的。不过，这显然不是直接面向农工商大众，实则更偏向的是士族，前文也说过，至少也是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自由民。

政治同盟或者理论继承者的思路，便是倘若我不能以自身的理论说服从政者，或许我的那么多学生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许量变能引起质变的。

至于理论对象直接从政治上层，到政治骨干人员，转而到所有读书人，乃至下沉到平头百姓，显然是汉代人有了《论语》之后出现的情况，即偏向教化下民，既是给予下民阶层流动的机会和希望，也借此实行完整的规训。

正如我们讨论中感受到的那样，本来是针对当政者的政治修养必修课，最后反而变成了下民的教化课，这不一定是编者的意识，甚至也不一定是全是大儒的意思，大儒可能也更希望说服上层。

然而就像孔丘当初的状况一样，这套说法并不一定能说服得了执政者，但却能说服得了学生。又或许从一开始是寄希望于人的普遍共识来反过来干预上层政治建筑，可没想到随着秦亡汉立之后，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央集权在螺旋中逐步加强，由此事情往往只做到了向下教化，而上头的自我约束则逐步薄弱。

这套儒学的核心受众和重要对象反倒逐渐成了所有的平头百姓，这是一个人才选拔机制造就的预料中的意外，这样教化也就弥散到所有人身上的，因为普通老百姓虽然不上进，但是一旦想上进，便要进入这套话语体系。正如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爱学习，但都知道要让自己孩子好好读书，争取考清北一样。

虽说有时候也是为了实现上行下效的和谐和统一，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君父的教化反而成了一种从上到下的政治以及道德压力。这也使得儒学没能进一步促成皇帝们爱民为民的必备政治修养，反倒成了封建王朝牵制臣民，规训百姓的工具。

孔丘若知道如此，或许也会有所遗憾。

以上总结自第1轮第4期中国古典文学共读的内容，仅供交流参考。

来源：栩

编校：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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