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代际托举，不止于“出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AI生成

有人说，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一定是东亚小孩吃拼好饭中毒临死前，对完美家庭、完美父母、完美父母爱情的终极幻想。

可当观众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跟随剧情从1950年代的济州岛到1990年代的首尔，穿越三代韩女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才明白这部剧真正的灵魂，是三代海女在锅台与海浪间的抗争与托举。

1960年，爱纯是饭桌上唯一没有资格吃鱼的人。妈妈光礼接回了她，对她说，“可怜的是我，不是你，不要退缩，要尽情地享受人生。” 1967年，爱纯无处可去，想起妈妈说过，生而为牛，都比在济州岛做女人强。那时候的济州，还在“预防女性离家出走”。 1972年，爱纯掀了让女儿去当海女的祭祀桌，说要让她拥有一切，做一切想做的事，成为可以掀桌子而不是收拾桌子的人。 1994年，爱纯的女儿金明面对未来婆婆对自己出身和能力的质疑和嘲弄，一字一句地反驳回去，要求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分工上得到跟男性同等的对待。

三代人，一条路：曾祖母在战前卖汤饭，外婆在水里滚，妈妈在地上跑，女儿才能在天上飞。

我想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东亚观众的心，或许是因为它不只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出走”的故事，更讲了一个关于“留下”的女性主义。它提醒我们：女性主义的路径，从来都不止一条。

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成为李银河笔下的先锋，也不是每个母亲都必须像《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那样挣脱原生地。

在现实的土壤里，尤其是对于80、90后这一代女性而言，更多是在锅台边、在育儿室、在职场夹缝中，用沉默的托举，完成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女性主义不该被简化为“出走”

最近几年，女性主义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愈发高频，但它的内涵却时常被窄化为“不婚不育保平安”“逃离原生家庭”“拒绝母职”。

而关于独立女性的叙事，又几乎清一色地绑定在大厂白领、高知女性、海外留学背景之上。她们的故事固然动人，但倘若成为唯一值得被看见的模板，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压迫。

而《苦尽柑来遇见你》这部剧真正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并没有将女性主义简化成“离开”。爱纯没有逃离济州岛，她留在了那个曾经让她感到窒息的地方，但她改变了它。爱纯也没有成为女强人，但让女儿成为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人。这种“留下中的反抗”，恰恰才是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真实处境。

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3年发布的《中国女性发展报告》数据来看，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达到了61.5%，但农村女性仍长期低于50%；而在已婚女性中，超过70%的人表示家庭责任是限制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女性并非没有觉醒的意识，而是受限于结构性困境，无法轻易地“出走”。

国内著名的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次专访中提到：

我们总是在赞美娜拉的出走，却很少追问她出走之后怎么办？更少关注那些选择留下的女人，她们是否真的就没有反抗？

她说，真正的女性主义，应该是包容不同的选择，而不是用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审判另一种。

就像剧中爱纯的母亲光礼，一生困于夫权与贫困，却仍教会女儿不要退缩。她的反抗不是撕毁婚书，而是在饭桌上悄悄把鱼夹给女儿；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在深夜为女儿缝制上学的书包。这些微小的抵抗，同样是女性主义的实践。

当社会一味地鼓吹“逃离”时，那些选择坚守的母亲、妻子、女儿，反而成了被遗忘的多数。但她们并不是失败者，因为女性主义的真义，并不是必须要成为谁，而是拥有成为任何人的可能。

母职中的女性力量不应被贬低

在《苦尽柑来遇见你》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或许就是爱纯掀翻了祭祀桌。那张桌子，象征着济州岛海女文化的传承，也象征着女性世代要被安排的命运。她不让女儿成为海女，不是因为海女不伟大，而是她知道，她的女儿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这个“掀桌”的动作，经常会被误读成是对传统的背叛。但事实上，它更深层的意义是：母亲的爱，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她用自己的牺牲，为下一代争取了选择的权利。

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母职”在女性主义话语中的位置。这些年，一些激进的观点甚至将“母职”视为父权制的共谋，认为生育是对女性身体的剥削。这种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很容易陷入“反生育”的道德洁癖，进而贬低那些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

但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女性从未放弃过生育。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尽管总和生育率降至1.09，但90后女性中仍有超过65%表示“希望拥有至少一个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在《低生育时代，母亲的选择》专题中采访了多位年轻的妈妈，她们普遍表示：“自己不是被迫生孩子，而是想给孩子一个自己没能拥有的童年。”

这其中，也暗藏着另一种被忽视的女性主义逻辑：她们不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而生育，而是为了打破代际创伤选择成为母亲。

就像剧中爱纯拼命工作，是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忍受生活的折磨，是为了不让女儿重蹈覆辙。爱纯的托举，不是顺从，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忍耐。她知道，自己这一代可能无法飞了，但她的女儿可以。

科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埃德尔曼（Jill Edelman）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中指出，母亲的情感投入与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那些在童年感受到被坚定支持过的孩子，成年后更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理想。换句话说，一个母亲在锅台边的坚持，可能比一场街头抗议更能改变未来。

在一次关于“母职的再定义”的讨论中，女性学者戴锦华也强调过：

我们不能把母职当作压迫的符号来简单否定，而应看到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和抵抗性。一个母亲为孩子争取教育资源、对抗性别偏见、培养独立人格，这本身就是一场微观的政治斗争。

所以，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要不要做母亲”时，或许更该问：我们如何让做母亲这件事，不再成为女性的枷锁，而成为她们施展力量的舞台？

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主义实践

当我们感动于这部剧中女儿金明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时，是不能够忽略真正推动这一切的，是那个始终在厨房忙碌的爱纯。

这也在提醒着我们：女性主义不只是发生在写字楼、抗议现场，亦或是社交媒体上，也发生在菜市场、厨房、学校家长群和深夜的哄睡时刻。这些被主流叙事视为“琐碎”的场景，恰恰才是女性主义最真实的战场。

2023年，中国妇联发布了《家庭性别分工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38分钟，是男性的2.3倍。而在双职工家庭里，妻子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比例高达76%。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女性在“看不见的劳动”中维持着社会的基本运转。

但这些劳动是否真的就毫无价值？当然不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过“象征资本”这一概念：家庭中的情感劳动、关系维护、文化传承，虽不计入GDP，却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能把女儿送去留学的母亲，其“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抗争。

《苦尽柑来遇见你》中，爱纯不仅供女儿读书，还教会她如何与人谈判、如何捍卫尊严、如何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立足。这些“软技能”的传递，远比一张大学文凭更关键。

这也让我联想到了现实中的“鸡娃妈妈”现象。尽管“鸡娃”总是被诟病为教育内卷，但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许多母亲正是通过高强度的教育投入，试图打破阶层固化，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可能性。她们或许不懂福柯，但她们在用行动实践着“知识即权力”。

很久之前，读到过一位湖南农村母亲独自抚养女儿的故事，她白天在工厂打工，晚上自学英语，就是为了帮女儿辅导功课。最终女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位母亲说：“我没读过什么书，但我知道，只有读书，女娃才能不被人欺负。”

这不是愚昧的牺牲，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整个系统，但仍可以拼尽全力，托举女儿站上更高的起点。

因此，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女性都成为女强人，而是让每一个选择都被尊重，每一种努力都被看见。在锅台边熬汤的母亲，在产房里待产的妻子，在家长群里协调活动的妈妈委员——她们或许没有喊出 feminist 的口号，但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女性的命运。

尾声

在《苦尽柑来遇见你》的结尾，金明站在首尔的写字楼里，回望济州岛的海。她一定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三代女性在背后的托举。她们有的在水里，有的在厨房，有的在田间，但她们的目光始终向上。

人们常常误以为女性主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出走，但更多时候，它只是一场静默的接力。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有人成为先锋，有人成为基石。重要的是，她们都在为彼此争取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9.8年，比1990年提高近4年；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连续十年超过男性。这些进步的背后，是无数母亲在灯下陪读的身影，是她们在贫困中坚持“女儿也要读书”的信念。

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所有女性都过上同一种生活，而是让每一种生活都成为可能。你可以选择独身，也可以选择婚姻；可以选择事业巅峰，也可以选择全职育儿；可以掀桌子，也可以修桌子——只要这是你自主的选择。

就像剧中那句贯穿始终的话：“可怜的是我，不是你。”上一代女性的苦难，不该成为下一代的宿命。

所以，别再问“你是不是 feminist”了。更该问的是：你是否尊重每一个女性的选择？你是否愿意为她争取选择的权利？

因为在锅台边熬汤的母亲，和在会议室里谈判的女性，本质上是同一个人——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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