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汉时期数术思想的异动与变迁

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数术”中的“方技”，截止到西汉时期才开始出现完整的“数术”一词。

如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都对“数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大致的内容进行了叙述，随后刘歆《七略》将《数术略》正式纳入了图书目录的范畴之中，这也表明了“数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重要地位。
而在之后撰写的《汉书》、南朝宋人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注：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谢承《后汉书·方术传》有所记载），专门设置了《方术列传》，对“数术”的范围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叙述。
但谢承的《后汉书方术转》由于散佚较多，因此无法窥其全身，而陈寿的《方技传》则对华佗、朱建平、管辂的事迹进行了记载，将医术、相术、筮占等纳入了“数术”的范畴中，但在《三国志》所陈述的“数术”事迹中，只是简单的对上述人物的事迹进行了罗列，未总结出“数术”的概念，而后世最近的对“数术”概念进行阐述的古本为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王德华认为，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来自于谢承的《后汉书·方术传》）。

通过引用孔子的评价来开宗明义，认为君子之道必须要学会卜筮，范晔认为，数术中的卜能够定吉凶祸福，作出判断、实现天人沟通，决断吉凶祸福。
如上所示，在南朝时期的社会学术背景下，范晔的视野将“数术”的发展分为了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当时的科学思想的发展水平下，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发生的怪诞之事不能用常理解释，故而要“封其图文，藏于内府”。
此外，由于前代（即南朝宋之前）的典籍中常有不符合常理的记载，因此认为“封滕于瑶坛之上”为一个合理的做法（引周公以身祷“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
第二阶段，范晔认为，第二阶段的方术内容已经逐渐发生变化，“数术”的解释由之前不可言明之物逐渐有了清晰的范围，将其固定到了“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几个方面，而关于“河洛之文，龟龙之图”，《后汉书》中有注文，但是在注文中，只反映出了河图与洛书的出处，但是未对其具体指的是什么进行阐述，笔者查阅了时人的的笔记，也没有细致的阐释，但在《隋书经籍志》中找到了河图洛书的大致范围。

因此，结合《隋书》，与《隋书》提到的《汉志》，可以将河图洛书归为“数术”中蓍龟、五行的范围，而箕子之术指的则是“数术”中的五行，师旷之书则指“数术”中的杂占，但纬候之部、钤决之符则没有明显的指向。

但此种类型的“数术”能够以事件的形式体现在传记中，用于天人沟通，验证人事。
第三阶段，根据《后汉书》来进行“数术”发展的阶段划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数术”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行演化，其所含的门类众多，但总体上都是《艺文志》中“数术”的传承与变形，而不同阶段的发展也有不同的特点。
如第一个阶段为圣人之学；第二阶段则具有“时有可闻”的特点，“数术”所自带的神秘性也在逐渐消退；第三阶段的“数术”已经逐渐平民化，最终的目的是用来“以效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