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8岁离休后又收到组织任命，71岁被授上将，2009年去世享年92岁

“整编风一来，你们先把部队稳住，后面的事我顶着。”——1985年3月，成都军区司令部的小会议室里，68岁的王诚汉一句掷地的话音刚落，窗外的春雨也停了。身边参谋长愣了两秒，随即点头：“明白，老首长。”短短十六个字，把一屋子的抱怨声压了下去。

王诚汉当时已到离休年纪，头发花白，但步子依旧稳。自13岁拿起红缨枪跟着红军走上井冈山起，他的职业生涯就绕不开“转战”与“整编”两个词：长征路上，他是少年通信员；抗日烽火里，他是三十团团长；建国初期，他又领着川西南一干新兵打扫残匪。比起枪林弹雨，眼前这场编制调整看似平静，却更考验指挥员的定力。

军区内部抵触情绪到底有多大？有人悄悄算过账：一旦并入昆明军区，成都军区至少一半师、团要移防，家属、子女、营房全得重新安排。生活秩序一乱，训练就会散。面对这摊复杂局面，王诚汉先给中央军委写信，旗帜鲜明表态“坚决服从整编”，然后附上三条建议：西南边防警戒要留足机动兵力、防空力量不宜削弱、成昆线沿线所需部队最好保留现地。信件通篇没有一个“难”字，但句句直指要害。

军委研究后，决定保留成都军区番号，设成都、昆明两大战略方向，并同意西南保持相对充足的防空与边防兵力。方案公布那天，一线官兵拍手叫好。刚安定下来，王诚汉却接到“离休”通知。有人劝他：“老首长，歇歇吧，也该享清福了。”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种“静止”状态大概撑不过三天。

果然，不到一周，中央又下发任命：王诚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消息传到医院做体检的化学研究室主任耳朵里，他脱口而出一句：“这下有人来管咱们了！”那一年，中国军事科研正处于“重部队经验、轻理论创新”的瓶颈期，许多研究所甚至连一条像样的试验数据链都拿不出。王诚汉的上任，看似“出人意料”，却紧扣改革大潮。

到任第一天，他把办公椅往窗边一推，先跑机关各处室“串门”。碰到年轻研究员，他常冒一句：“你们写论文时最怕啥？”有人半玩笑地答：“怕领导不批经费。”他笑：“我不是来卡你们的，我是来想办法让经费花得更值。”说罢回身记在小本子上。三个月里，他先后进出二十多个课题组，问了上百个问题，再把问题写成六千字的报告，递上军委。随后，“3.28指示”落地：军事科学院率先实行开放式研究体制，凡符合战略需求、经专家评议可行的项目，一律优先立项。

开放还不够，他觉得人事制度也得“松绑”。按照他的设想，科研干部从此不只看资历，更看实绩。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抛出一句颇有冲击力的话：“新头脑不进来，老骨头也迟早要钙化。”说完四顾：“有意见吗？”没人吱声，却有人第二天一早把调研方案塞到他门缝。结果，军事科学院两次调整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和专业背景大幅优化，干部“四化”方针真正落到了操作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后勤”二字的敏感程度不亚于科研指标。院里宿舍老旧，梅雨季漏水严重，他跑财务审批装修款，发现缺口后索性自己垫钱买防水卷材；科研中心楼道照明坏了，他拄着拐杖拿着电筒巡视，留下一句调侃：“布线都像堆鸡窝，今晚我睡不踏实。”那种认真的劲头，把不少年轻人“逼”成了夜猫子，研究报告常常凌晨一点半才发到他桌上。

1988年秋，军委公布军衔制恢复后的首批上将名单。71岁的王诚汉名列其中。授衔大会上，首长握着他的手说：“老王，改革有风险，你顶得住。”他回了五个字：“顶得住，值得。”随后他继续坐镇军事科学院两年，把信息化作战、联合战役、太空利用等新概念写进院里的长期规划。

1990年，他主动申请退居二线，理由只有一句：“新课题多得很，我这把岁数不足以陪他们跑太久，要让年轻人打头阵。”离开岗位后，他关起门写回忆录，记述三十多万字，里头最常出现的两个词是“实践”和“人才”。有朋友来访，问他为何不写些传奇往事，他摆摆手：“传奇留给戏剧家，我只记过程和数据，他们以后用得上。”

2009年春末，北京玉泉山，92岁的王诚汉安静离世。噩耗传开，军事科学院降半旗。那天傍晚，一位曾被他“逼”着重写十遍研究方案的中年专家，在朋友圈留下一句话：“老人家走了，我们手里的活儿还得接着干。”短短十五字，与二十多年前王诚汉那句“工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遥相呼应。人已远，精神仍在，被后辈们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