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焦书记”焦跃进：焦裕禄儿子，没有一点官架子，颇有父亲遗风

“焦书记，咱们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扎眼了？您毕竟是县委书记啊。”2000年11月，北京街头，一位干部跟在焦跃进身后，看着他扯开嗓子叫卖，心里直犯嘀咕。

这位干部担心的，正是焦跃进的身份。可焦跃进心里想的，却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河南杞县几十万蒜农一年的指望。他手里拿的，正是从杞县拉来的一车车大蒜。

杞县的大蒜，其实是个好东西。种植历史上千年，个大瓣足，蒜肉白净，那股子辛辣味儿，浓郁得很。可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却长年卖不上价。说白了，就是加工粗糙，包装简陋，质量也不稳定，在大城市的超市里根本没有竞争力，只能在小市场上贱卖。丰收年景，蒜农们甚至要眼睁睁看着大蒜烂在地里，一年的辛苦全打了水漂。

这背后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也很沉重。1999年，焦跃进调任杞县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个老大难问题。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他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收效甚微。眼看又是一年大蒜滞销，焦跃进决定，用一个最“笨”也最大胆的办法——他自己去北京，亲自去卖！

不得不说，焦跃进这招棋，走得险，也走得绝。一位堂堂的县委书记，跑到首都街头当“小贩”，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消息一传开，立马就炸了锅。很多人认出他，不仅仅因为他是县委书记，更因为他的另一重身份——焦裕禄的儿子。

焦裕禄，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分量太重了。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在兰考那片盐碱地上，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承诺。临终前，焦裕禄唯一的遗愿，是把自己埋在沙丘上，他说“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早已融入了焦家后代的血液里。

如今，他的儿子焦跃进，为了杞县的百姓，也把自己“豁”了出去。这种跨越了三十多年的精神传承，一下子就击中了人心。人们议论纷纷，有敬佩的，也有质疑的。有人说他是在作秀，是利用父亲的名气。但更多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焦书记”的影子。

凭借着父亲焦裕禄的巨大声望和他自己这种近乎“出格”的行动，杞县大蒜一夜成名。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甚至连美国、加拿大、阿联酋等十几个国家的外商都找上了门。这把火，算是彻底点燃了。

利用父亲的影响力，焦跃进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但他想得更明白，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自己背上几句议论又算得了什么。事实证明，他赌对了。到2001年，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展到了45万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例，也从过去的四六开变成了六四开。大蒜，真正成了杞县的支柱产业。

光卖原料还不够，焦跃进紧接着推动大蒜深加工，蒜片、蒜粉、蒜蓉……各种产品被开发出来，附加值大大提高。他还牵头成立了杞县蒜业集团，把分散的蒜农组织起来，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真正把杞县大蒜推向了全国乃至世界。那一年年底一算账，全县大蒜产业直接收入近7个亿，出口创汇40多万美元，老百姓人均增收500多块。村里的老乡们看着红火的日子，激动地念叨：“当年的‘焦书记’，又回来了！”

焦跃进身上，确实有股子和他父亲如出一辙的劲儿。他不仅长得像，行事风格更像。他住的地方，沙发是破的，家具是旧的，屋里最显眼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张父亲焦裕禄的照片。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备着一个小电锅和两箱方便面。工作一忙起来，忘了饭点是常事，他就泡碗面对付一下。

作为领导干部，找他办事、托关系的人自然少不了。可谁要是提着礼物上门，保准要吃闭门羹。一到逢年过节，他家甚至大门紧闭，谁敲门都不开。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徐俊雅还特意嘱咐儿媳妇，不认识的电话一概不接，从源头上杜绝了别人送礼的可能。这种家风，可以说是相当严格了。

焦跃进心里有一杆秤，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自己头顶的光环来自父亲，但脚下的路，必须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他把父亲的荣誉看作是鞭策，而不是可以随意支取的资本。

2022年2月，焦跃进从开封市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官职虽然没了，但他为人民服务的心却没有停。他依然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继续着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沉的纪念。岗位变了，但那股子劲儿，那份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初心，似乎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