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书记,咱们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扎眼了?您毕竟是县委书记啊。”2000年11月,北京街头,一位干部跟在焦跃进身后,看着他扯开嗓子叫卖,心里直犯嘀咕。
这位干部担心的,正是焦跃进的身份。可焦跃进心里想的,却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河南杞县几十万蒜农一年的指望。他手里拿的,正是从杞县拉来的一车车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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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的大蒜,其实是个好东西。种植历史上千年,个大瓣足,蒜肉白净,那股子辛辣味儿,浓郁得很。可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却长年卖不上价。说白了,就是加工粗糙,包装简陋,质量也不稳定,在大城市的超市里根本没有竞争力,只能在小市场上贱卖。丰收年景,蒜农们甚至要眼睁睁看着大蒜烂在地里,一年的辛苦全打了水漂。
这背后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也很沉重。1999年,焦跃进调任杞县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个老大难问题。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他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收效甚微。眼看又是一年大蒜滞销,焦跃进决定,用一个最“笨”也最大胆的办法——他自己去北京,亲自去卖!
不得不说,焦跃进这招棋,走得险,也走得绝。一位堂堂的县委书记,跑到首都街头当“小贩”,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消息一传开,立马就炸了锅。很多人认出他,不仅仅因为他是县委书记,更因为他的另一重身份——焦裕禄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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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分量太重了。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在兰考那片盐碱地上,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承诺。临终前,焦裕禄唯一的遗愿,是把自己埋在沙丘上,他说“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早已融入了焦家后代的血液里。
如今,他的儿子焦跃进,为了杞县的百姓,也把自己“豁”了出去。这种跨越了三十多年的精神传承,一下子就击中了人心。人们议论纷纷,有敬佩的,也有质疑的。有人说他是在作秀,是利用父亲的名气。但更多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焦书记”的影子。
凭借着父亲焦裕禄的巨大声望和他自己这种近乎“出格”的行动,杞县大蒜一夜成名。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甚至连美国、加拿大、阿联酋等十几个国家的外商都找上了门。这把火,算是彻底点燃了。
利用父亲的影响力,焦跃进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但他想得更明白,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自己背上几句议论又算得了什么。事实证明,他赌对了。到2001年,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展到了45万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例,也从过去的四六开变成了六四开。大蒜,真正成了杞县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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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卖原料还不够,焦跃进紧接着推动大蒜深加工,蒜片、蒜粉、蒜蓉……各种产品被开发出来,附加值大大提高。他还牵头成立了杞县蒜业集团,把分散的蒜农组织起来,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真正把杞县大蒜推向了全国乃至世界。那一年年底一算账,全县大蒜产业直接收入近7个亿,出口创汇40多万美元,老百姓人均增收500多块。村里的老乡们看着红火的日子,激动地念叨:“当年的‘焦书记’,又回来了!”
焦跃进身上,确实有股子和他父亲如出一辙的劲儿。他不仅长得像,行事风格更像。他住的地方,沙发是破的,家具是旧的,屋里最显眼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张父亲焦裕禄的照片。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备着一个小电锅和两箱方便面。工作一忙起来,忘了饭点是常事,他就泡碗面对付一下。
作为领导干部,找他办事、托关系的人自然少不了。可谁要是提着礼物上门,保准要吃闭门羹。一到逢年过节,他家甚至大门紧闭,谁敲门都不开。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徐俊雅还特意嘱咐儿媳妇,不认识的电话一概不接,从源头上杜绝了别人送礼的可能。这种家风,可以说是相当严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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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跃进心里有一杆秤,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自己头顶的光环来自父亲,但脚下的路,必须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他把父亲的荣誉看作是鞭策,而不是可以随意支取的资本。
2022年2月,焦跃进从开封市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官职虽然没了,但他为人民服务的心却没有停。他依然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继续着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沉的纪念。岗位变了,但那股子劲儿,那份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初心,似乎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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