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两年前的上海书展，我出版了一本历史随笔集《长河千帆过》，从5000年的文化长河中，选择37位文化人，体会他们的精彩思想，感慨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奉献。那本书收尾所写的人物是梁启超，把他作为戊戌变法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本书完成后，我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想，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发生，其间不过十几年；戊戌那时候，慈禧代表的保守势力何其强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谭嗣同等一批志士被残害，为什么武昌城头的枪炮声响起，清朝的统治立刻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了哪些足以改变历史的事件？为了解开这些难题，我静下心来，读了许多史书史料，边读边梳理心中的疑惑。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中国北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直接动摇了清政府的基础。在阅读思考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情况。中国南方社会那时处于什么状态？以我们熟悉的上海为例，当时发生了不少重要的事件，对晚清历史的走向，同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至少，在文学创作上，对这个方面关照不够，甚至没有相关作品。我们一般认为，上海在新文化运动上的贡献，大体是在五四前后发生。现在看来，现代文化的酝酿，也许还可以提前一点，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最早投身现代文化变革的人物，已经把上海作为基地开始活跃。这是激励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因。
我用“两间”为题，是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即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发生的这段时期。除了理性的思考，还有一点感性的因素起了作用。阅读野史笔记的时候，我发现一些与我外公相关的趣闻。辛亥之后，这位清末秀才曾经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事，与传说中谭嗣同身边的义士有过交集。外公的形象，我记忆清晰，立刻拉近了我与久远年代文化人的关系。他们并非遥不可及的人物，在那个国家破碎、民族文化危亡的时刻，中国依然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看不到希望的年代，埋头为国家做一点实在的工作。我找到一些旧上海的照片，放在案头上，让我的情感能够深入到那个时代。我看到拖着长辫一脸憔悴的男子坐在街边的剃头摊旁，我看到黄浦江畔苦力们挣扎在瘦长的木跳板上，我看到骑着高头大马的洋人耀武扬威地穿行在四马路上，我在体会当时中国文化人绝望的心境中开始写作，期望处于今日盛世的人们不要忘怀过去。
《两间》，孙 颙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
这部小说的背景人物中，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是突出的一个。张元济在戊戌变法中地位是显著的，差点也被砍了脑袋，有大臣爱惜人才，保了他，才没有丢掉性命，被清政府驱逐出来，“永不录用”，这才到了上海，先主持译书院的工作，后来才转向出版。从某种角度说，商务印书馆的崛起，是为新文化运动铺了一条路。没有上海新的报业书刊业的蓬勃发展，唤起民众大约也就没有了工具。商务印书馆是先行者，它的奉献，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旧那么鲜活生动。新式出版业，大量采用先进的铅印设备，比起传统的木版印刷，印制的数量大大增加，成本明显降低，让科学文化知识能够走入百姓之家，新文化运动，乃至后来宣传社会革命，与其休戚相关。与张元济差不多同时南下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比如蔡元培，他专注于普及教育，与张元济致力于新教材出版，相辅相成。
我写的是小说，不可能像写历史书籍那样直接展开当时的场景。我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文学架构，主要人物虚构，背景人物真实，虚构的主要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故事中穿插交互。这样表现的好处是既有真切感，又比较放得开，能够将人物置于更加宽广的生活画卷之中。虚构的知识分子人物，与江湖侠义人物的爱恨情仇，便于渲染小说的民间色彩；为了贴近当时的历史，把活跃于中国南方的重要人物陆续拉进小说的叙事里；比方说，通过虚构的主要人物与几位师爷的交往，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刘坤一和上海道台等汉族大臣，也就纷纷参与到故事的演绎里，大大拓宽了小说的视野。小说中，一些历史事件的表述，是我参照多种史料撰写的。比如，上海开埠之后，在经商方面的地位突出，政治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够明显；在小说展现的这段时期，由于慈禧等人离开北京外逃，各国外交使节把活动地域放到了上海，而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召北上，作为清政府与各国谈判的代表，他的官船长时间滞留于上海，竟让上海一时成为外交活动频繁的舞台，小说因此获得了多角度叙事的可能。
希望这种虚虚实实的表现手法，获得读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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