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光武改革为何失败？因为这就是朝鲜版的“洋务运动”

光武改革

1896年发生“俄馆播迁”事件后，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趋向均衡，朝鲜也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不但外部压力相对减轻，甚至还可以在日本和俄国间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王朝统治者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改革”，目的是想让朝鲜半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

在1896年到1904年期间，朝鲜王朝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政策，而由于这一时期韩国主要使用的年号是“光武”，因此这场改革便被称为——“光武改革”。

高宗称帝，年号“光武”

而改革的结果呢？当然是彻底失败了！这里面虽然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是从根源上来讲，这个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因为这就是个小号的“洋务运动”。

大清在比朝鲜国力领先极大的情况下，“洋务运动”尚且以失败收场，更何况早就烂到根里的朝鲜王朝。

今天我就想简单解读一下这个光武改革，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个改革是——“韩国版洋务运动”。

光武改革徒有其表

日俄双方势均力敌，高宗抓住时机改革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给了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引爆战争的借口，他们派出军队突袭了汉城王宫，扶植亲日傀儡政府。随后，日军偷袭了清军运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在一年后将大清的势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

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的开化派政权开始实行史称“甲午更张”的近代化改革，这场改革虽然有着浓厚的亲日背景，且日本也借此进一步的渗透朝鲜，但是仅从改革强度上来看，确实是一场相对彻底的近代化改革。

甲午更张期间建立的朝鲜新式军队

如果改革一直进行下去，可能朝鲜半岛的命运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是，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发生了“俄馆播迁”事件，日本方面杀害闵妃的真相暴露，高宗摆脱了日本人的软禁后，忍受屈辱长期在俄国公使馆吃住办公，直接组建了“亲俄派政权”。

（对高宗这段屈辱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这篇文章：身为“韩国开国皇帝”，却只能躲在俄国使馆主持国务，极度屈辱）

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内的住处

亲日政权的彻底倒台打断了“甲午更张”的改革步伐，重新掌控权力的高宗也在俄国人的支持下硬气了起来。日俄双方经过几次谈判终于找到了平衡点，朝鲜半岛的局势进入了难得的平静期。

当然，高宗深知日俄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日本确实对朝鲜有野心，但是俄国人的贪婪丝毫不输日本。此时双方势均力敌，正好方便朝鲜两头下注，借机发展自己的国力。

1896年2月16日，朝鲜高宗颁布诏敕称：

“朕丁我家五百年一变之会，际宇内万邦开明之运，励精图治，讲求富强之策，历有年所。国家多难，尚无其效。继自今益究利国便民之道，与我赤子共跻文明之域、享升平之福”

高宗

这一番言语标志着继新一轮近代化改革的开始，但高宗毕竟还在俄国公使馆内办公，各项改革措施也需要一点点制订，所以此时的改革动作尚且不大，更多的还是制订改革方针，并寻求俄国的紧急军事援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居住和办公已长达一年时间，朝鲜的官员和民众希望高宗能够“尽快回宫主政”。于是，高宗一行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离开俄国公使馆，结束了在本土的流亡生涯。

随后，高宗在1897年10月12日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自称皇帝，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首个帝国，朝鲜半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这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光武改革正式开始了。

高宗称帝仪式

改革初见成效，但却天生残缺

建立“大韩帝国”以后，高宗成为了大韩帝国的“开国皇帝”，虽然各国对高宗称帝一事的表现各不相同，但至少对于高宗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他权力的巅峰时期。

光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旧本新参”，即“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换言之即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变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着手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实施近代化改革。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读者已经感觉到“似曾相识的味道”，记性稍微好一些的更是能够回忆起高中历史书上洋务派的改革思路了。没错！就是所谓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

可见，两国的改革从根本上都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的所谓“改革”，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就已经注定了改革的结果。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高宗的改革措施和成果。

“光武改革”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我做了一个总结，具体措施和成果如下：

（1）政治方面的措施和成果

在政治上，高宗李熙整个光武改革的基调就是一个，即——“疯狂地强化君权”。

因为在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这本是更为先进的制度，但高宗也许是被这种限制压制的十分憋屈，于是上台后便彻底释放了自己的欲望，一心建立“君主专制政体”。

1884年的高宗

为此，他还做了一系列的铺垫，比如“祭祀恢复旧历”、“将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等

但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大幅倒退也引发了开化派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继续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独立协会也在民间发起了“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要求重视民权。

这种思路显然与高宗想要的完全相反，于是他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博弈，并终于在1898年底取缔了独立协会，为君主专制制度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大韩帝国国制

随后，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了《大韩帝国国制》，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这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也宣布了此前甲午更张的近代化政治改革措施的全面破产。

虽然在制度上保留了腐朽的封建君主制度，但是在外在方面高宗却极度的赶时髦。他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反正就是怎么帅气怎么来。

称帝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高宗

（2）经济方面的措施和成果

在经济上，光武改革仿照日本开展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发展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光武年间确实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

在扶植政策的帮扶下，大韩帝国的纺织业、海运业、陆运业、采矿业、能源业都有了长足进步，且在原基础上还陆续开通了木浦、镇南浦、马山、群山、城津、平壤等港口。

但这些经济改革毕竟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但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封建色彩。

宫内府门牌

在改革的过程中，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管理状态混乱无比，其原因就是高宗皇帝的私心。他为了加强皇权，不断扩张宫内府的权力，使本来的一个“皇室财政管理机构”生生变成了一个“第二政府”，只要是高宗看上的产业，宫内府都会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

光武改革期间，宫内府陆续增设了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绥民院、平式院、通信司、警卫院等附属机构，还包揽了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

宫内府在各项经济事务上都与政府部门“分庭抗礼”，极大程度地拖慢了改革效率，浪费了发展时间。

（3）社会方面的措施和成果

在光武改革期间，韩国尤其是汉城的社会风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单独看社会风貌的话还真的有一些近代化改革的影子了。

1903年的汉城

城建方面，韩国起用了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市政建设，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改造模板开始改造首都汉城。

在此期间，汉城增修和拓宽道路，引进电车，安装路灯，建设自来水和下水道，兴建公园、剧场、医院、学校等设施、邮政电报网也扩散到了韩国全境，初步完成了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

而在城市间交通方面，大韩帝国十分重视铁路的发展，陆续建设开通了京仁线、京釜线、京义线，还规划了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整个朝鲜半岛的铁路网。

引进的电车

（4）军事方面的措施和成果

如果你问我光武改革的重头戏是哪一方面？我一定会回答你是军事。因为在整个改革期间，军事支出一直是财政的大头，甚至连续几年都占据了韩国财政支出的40%以上。

高宗很清楚，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手，一切都是浮云。所以在1896年高宗刚刚搬进俄国使馆后，就派出闵泳焕为特使前往俄国签署了秘密协议，要求俄国方面的军事援助，计划是用3年时间使朝鲜新式军队的士兵和军官达到40000人的规模。

闵泳焕

韩国方面则按照俄国人的计划，聘用经验丰富的俄国军事教官为国王的军事顾问，同时积极发展军事相关产业，例如组建士官学校、扩建兵工厂。

经过几年的重金投入，效果也确实不错，到1900年韩国新式军队总人数已达近30000人，其中近卫部队约6000人，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个镇卫联队，总士兵数约20000人，高宗则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俄国教官教朝鲜军使用马克沁重机枪

但这种军事改革仍然只是流于表面，甚至还不如大清的“洋务运动”效果好。从军容军貌上看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可这是和自己比，实际只不过是纸老虎一个。

比如在1904年，韩国军官李范允趁日俄战争爆发之际，想趁机将觊觎已久的我国“东北延边地区”吞并，率领了6000人的部队入侵。

但几个回合下来，所谓的新式韩军便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而清末军队的战斗力大家肯定懂。

新时韩军

日俄战争爆发，光武改革原形毕露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汉城控制大韩帝国政府，此后韩国落入日本之手，次年，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彻底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亡国，也就是说，所谓的光武改革只是给日本人做了嫁衣。

要知道，1871年明治政府才开始派出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5年后的1876年就能用三艘军舰轰开朝鲜大门，逼迫其签署《江华条约》了。而如果按照1877年倒幕运动结束来作为明治维新的起点，结果则更加惊人。

1876年，釜山港外的日本炮舰

而光武改革则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大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朝鲜又来了一个“旧本新参”，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所以，这种旨在维护乃至强化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可以说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改革注定达不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效果，只能算是“东施效颦”。

甲午战争大清惨败

如果说大清的洋务运动失败还能算是没有成功经验的一种探索，那在甲午战争结束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日本的成功崛起后，韩国依然在内核上选择了学习大清，不知道是蠢呢？还是蠢呢？

而从韩国著名思想家尹致昊的话语中，我们应该可以窥得一二：

“官员贪污成风，卖官之滥，比甲午以前殆过之。皇帝崇尚巫术又极其贪财，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完全缺乏爱国心和荣誉感”——尹致昊

右上为尹致昊

如果说唯一能为高宗开脱一下的，就只能是韩国本身就较为弱势的国力了，毕竟起点也比较低，大清都被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曾经的藩属国也实在不好过于苛责。

韩国的知识分子在韩国亡国后，痛心于日本对韩国的侵吞，都认为因为从上到下的腐败导致韩国错失了当时最好的发展机遇，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在他们看来光武年间的改革绝对可以被称为失败。

比如著名文学家金泽荣就表示——“如果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年里，高宗能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日本哪里还能这么容易地征服韩国。高宗只知道卖官信神，国家大小事全部依仗俄国，难道俄国人就没有野心么？所以，韩国亡国是自杀。”

大韩帝国腐败成风

民众苦不堪言

个人认为，光武改革客观上确实促进了韩国的社会发展，但与“洋务运动”一样，这种改革和发展都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触及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各个阶层在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能够团结一致地与守旧派作斗争，从而错失了抢救国家的黄金时间。

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有人给高宗翻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富人委员长李泰镇教授就表示——“日本是为了将殖民统治合法化，才故意否定光武改革的成果，诬蔑高宗等统治者无能或没有近代化意志，从而导致韩国亡国。”

不过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有些可笑，高宗做的事情都摆在台面上，还需要日本人污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