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抗战叙事中的 “家”与家国情怀（图）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沦陷，同时，敌后抗日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当时任教于同口小学的24岁的孙犁正在过暑假，不料他等到的不是开学通知而是隆隆的炮声。1938年春，他在家乡安平县参加了抗战工作，告别父母、妻子，一去就是七八年，除了匆匆回家几次，基本是在外地度过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鲁艺从延安到张家口，然后自己徒步回家，见面后一家人抱头大哭——这正是“毁家纾难”的个案写照。有此经历的不只是孙犁一家人，但不是所有离家抗战的人都能如孙犁一样“回家”，他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刻，读孙犁写的冀中那些普通的“家”，重温民族危亡之际他对家国情怀的独特记录，对我们当下的读者来说，是有意义有思考的回望之旅。

　　孙犁在抗战期间一边战斗一边写作，他在1981年的《自序》一文中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孙犁参加的不是战斗部队，从事的是记者、编辑的工作，也因为这个独特的身份，他接触到了战争中根据地的普通民众，并为他们的付出和力量所震撼、感动。很少被研究者提及，但却是孙犁作品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他笔下冀中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家庭大多是“残缺的”，基本没有完整的一家人。作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投宿》，写一个春天的晚上工作队员“我”去熟识的老乡家借宿，房东老人出来招呼“我”，让“我”住到他儿子和儿媳的屋里，并且解释说，儿子当了连长后也让儿媳参加工作了，儿媳今天去开会了，所以房间空着。这件事勾起了“我”的回忆，抗战刚开始这对小夫妇中的丈夫就义无反顾离开了家，现在少妇也扔下“绣花布”出去工作了。同样作于1941年的《女人们》系列短篇小说中的《子弟兵之家》，写李小翠的丈夫三太参军上前线了，大年三十也没有回家，村里的女孩们因为她是“子弟兵之家”给她家贴上了“捉汉奸”和“打鬼子”的彩纸，她唱着“孩子长大，要像爹一样，上战场”的儿歌哄孩子睡觉，觉得“三太那大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她笑了”。如上所述，与其他抗战作品多是写弥漫着硝烟的残酷战斗不同，孙犁注意到了普通的家庭及其成员参加抗战的情况，尤其注意到家中“父亲”不在而形成的空缺——实际上，他的家庭也是如此。

　　因此，孙犁的小说中就出现了独特的一类人物形象：战争中家庭里的留守女性。她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村女性，但在抗战中与丈夫一道挺身而出，守护自己的家庭，承担了“家国合一”的重担，自己也因此被“看到”。

　　孙犁写女性很出色是公认的，他能写出她们的那股自然美好的劲儿，这是孙犁独树一帜之处，正如他所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自序》）孙犁的看法更多来自抗战中的观察，因为相比起来，女性的付出是双倍或更多的。他在《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一文中颇为动情地强调，在抗战中“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亲送走儿子，担负起养家度日和教养孩子的责任”“妇女们表现了并不低于男子的热情和英勇的行动”。由此可见，孙犁是从“家”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贡献的，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地位较低，也不关心小家以外的世界，正是抗战让她们走出了家庭，发出了亮光。

　　其实再考察就可以发现，抗战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孙犁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只不过光芒不如女性而已。小说《芦花荡》和《碑》的主人公就是“老头子”，他们虽然因年龄缘故不能上抗战前线，但也参加了富有个性的对敌斗争。小说《一天》则写的是抗战中逐步成长的孩子们。在孙犁的笔端，出现了同仇敌忾、全民皆兵，一家老小齐上阵的场景。

　　家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在孙犁作品中成为战斗的堡垒。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1945年，下文简称《荷花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说写了抗战中的水生一家人：父亲、水生夫妇、儿子小华。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一家将过着平静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生活。但是侵略者来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美丽富饶的白洋淀，水生参加了抗战并担任村里的游击组长。因为斗争形势的变化，成立了地区队，水生和伙伴们要离开家。这时，家国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妻子问：“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是农村普通女性很正常的反应——她考虑的是家庭缺少丈夫后该如何运转，既说的是实际困难，又为克服困难做了铺垫。水生回答：“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很明显，冀中地区的军民已经牢牢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参军战士的家庭有人照顾。这篇小说中的父亲是经常被忽略的人物形象，但他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代表了家中的老人——他们无怨无悔支持儿女们的抗战工作。水生走的时候，父亲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父亲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水生走后决心挑起家庭的重担。因为是短篇小说的缘故，小华的形象没有展开，但是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也会参加到抗战中去。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和无数个“残缺”的家庭，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孙犁的《荷花淀》写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白洋淀水乡普通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因此，《荷花淀》在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当其他作品根据真人真事写，试图还原英雄事迹的时候，它写了一个现象，一些普通人。

　　有多普通呢？作品主人公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水生嫂”和她的伙伴“青年妇女”们。孙犁这么处理他笔下的人物是很恰当的，因为抗战前她们就是一些农村妇女，用《荷花淀》里水生的话说是“落后分子”。但这些女性与以往的时候不一样了，要跟男性比一比，“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而且她们做到了：“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她们的不一样就在于走出了家庭，守在家里的女性摆脱了旧有角色，成长为一群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英雄了。这种变化是孙犁亲身体验到的，印象很深刻，他看到了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从家庭妇女到战士的身份变化，并怀着崇拜、激动的心情为她们写了传记。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代表的是一代女性受侮辱与损害的灵魂的话，孙犁写的“水生嫂”就是抗战期间崛起的新女性的样板，而她未能摆脱丈夫印记的名字，却让人联想到无数的无名英雄——为“水生嫂”取一个确定的姓名反而会损失这层意思了。

　　孙犁抗战时期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很大程度在于他的代入感。很多同题材作品写抗战英雄在前线浴血奋战，但忽视了他们在家乡的父母和妻儿，而作为“根据地”的“家”，是战士们战斗精神的逻辑起点——只有打败和赶走侵略者，才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孙犁离开家庭八年，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多年以后他回顾《荷花淀》的产生时写道：“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下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克制的笔触下，有滔滔不绝的情感在奔涌。远方的魂牵梦绕的家和亲人，永远是文学书写的对象；而孙犁用抗战时期特殊时刻的“家”，书写了一代人刚柔相济、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