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嘲笑中国的无神论，英国教授直言：那是因为你们看不懂！

因西方长期将“宗教信仰”与“道德基础”相捆绑，并逐渐演化出一种思维定式，结果却反导致了对我国“无神论”的误判。

就像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指出的那样：西方长期将“教堂出席率”和“皈依人口”，视作是对信仰丈量的标尺，甚至还以此来认定中国60%的无神论者，都“缺乏道德的约束。”

但他们却都忽视了，中国信仰体系的本质，是以生活为道场，以实践为仪轨，和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别，并不能相互类比。

不过，因为他们的这种偏见，深植于基督教最深层的文化逻辑，所以，他们自己并意识不到！甚至在他们看来，若无“末日审判”的威慑，人便可为所欲为，还何谈道德？

也正因如此，不仅是西方信众，就连很多的西方媒体，都时常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将无神论与“道德真空”划上等号，以此来暗示中国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但事实上，在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中，中国和中国人却是最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和群体，这也是为何，当西方人嘲笑我国的无神论时，英国教授却会站出来替我们反驳道：“你们嘲笑，是因为你们真的看不懂，”而他能看懂，所以他能理解。

离谱的是，若是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现在西方人对我们的这种误读，竟更显反讽。原来，就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还曾盛赞，我国儒家思想的理性光辉。

为此德国哲学家沃尔夫还曾在1721年宣称：“孔子证明没有神权亦可建立伦理社会”。当然，在当时，他的这些理念也不被统治者所认同，还因此被普鲁士国王所驱逐，甚至险遭处决。

不过，这并不妨碍更多的启蒙思想家们，依旧将“中国信仰和中国思想”，视为理性的萌芽。这不，伏尔泰就曾将我国视为“开明君主制的典范”，并称我国当时的精英们都“明智务实”，不像欧洲这些人如此地“迷信横行”。

可见，从始至终，西方对我国信仰的认知，始终都在“乌托邦化”与“妖魔化”间来回摇摆。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本质，不过是以自身的方式来肢解他者的文明。

那么，中西信仰的本质分别究竟是什么？首先，前面我们也曾提到，中国信仰的最深层本质，还在于深深扎根的生活哲学。因此，中国信仰体系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无缝融合。

而西方的信仰呢？更多的则是神权教条的束缚，举个例子，当面对洪水来袭的自然灾害时，西方神话依赖的是“诺亚方舟”式神迹的拯救；而我国的传说却在推崇大禹“疏川导滞”的实干。

显然，这种来自于中国式信仰的“人定胜天”思维，成功使中国人将信仰转化为更实际的行动力，而非单纯地寄托于所谓的祈祷。于是就能看到，在疫情期间，14亿中国人默契地配合国家和政府，严格进行封控，陷入一种十分难得的集体自律。

而这些，便是此类精神最直接的现代印证，同时，西方是靠《圣经》的戒律来约束信众的行为，而中国却靠家族的伦理来塑造良知。

这是宗教戒律与道德自律最显著的区别，因此，在我国，每逢清明节扫墓，长辈便会以“不辱没祖先”为宗旨，来训导后代；而端午节举办的赛龙舟比赛，也是为了传递屈原“宁死不屈”的气节。

而对一种信仰来说，能这样融入日常生活，难道不比只在周日做个礼拜更持久、深入？此外，西方信仰追求的是个体的“灵魂得救”，主要注重于个人救赎；而中国信仰则强调“家国同构”，所构建的是家国共同体的秩序。

因此，“孝”的甲骨文就是由“老”与“子”两个字组成，寓意着代际责任的传承，当然，也可随之扩展为对“治国平天下”的担当。如此一来，不管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是汶川抗震时的全国一心，“集体至上”主义已经成为我国在任何危急时刻的凝聚力源泉。

也难怪马丁·雅克会一语道破其中的关键：“中国人对信仰的敬畏，不在教堂的穹顶下，而在家族祠堂的香火中；不在牧师的布道词里，而在长辈‘做人要实在’的叮嘱间。”

显然，这些道理，若是对中国信仰并无太多、太深层的研究，确实是无法参透。更何况，当西方质疑中国式信仰，“无统一宗教何以维系大国不乱”时，却也忽略了中国信仰的社会整合功能，更何况，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未曾断绝，岂容他们低估其韧性？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五千年文明中，儒、释、道这三教从未在中国，爆发过激烈的宗教战争，自然，这些都源于我国的制度性包容。

以此为基础，佛教讲“因果”，并最终落脚于“行善”；道教求“成仙”，却将核心聚焦在“修德”；儒家提倡“仁义”，却更注重建立人际交往的规范。当然，要说这三者的相同点，那便是皆服务于“现实的福祉”。

这也是为何，在这种求同存异的包容下，在我国，清真寺、佛寺、道观均可同时并存，彼此的信徒之间，还能共庆佳节。反观西方，若某人是个无神论者，则其在美国的信任度甚至比罪犯还要低。

与此同时，中国信仰因不依赖固定的仪式，反而展现出一种蓬勃的、去仪式化的生命力，且具备随时代自我更新的能力。比如，不管是用《夏历》来指导农耕，还是我国现在所倡导的“一带一路”，都是在聚焦共赢，其内核也始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

更直白了说，正如中国人做饭仅凭“少许盐”的经验直觉来调味，西方的菜谱则执着于“5克盐”的精确计量，显然，前者代表的是灵活应变，而后者显示出的却是对规则的深度依赖。

更何况，中国的信仰从来都无须外部的载体来提供加持，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战之所以会对《圣经》“网开一面”，也恰恰印证了其信仰体系的物质脆弱性。

因此，若今日西方能放下“教师爷”的姿态，然后仔细探查中国在抗疫中的奉献精神，以及在基建中的集体协作，便会发现：中国人的“虔诚”，一直都深植于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中，而非跪拜神坛的仪式里。反之，若无这个觉悟，“西方还会持续误解中国式信仰”！

讽刺的是，当西方将“无神论”污名化为道德的缺陷时，却选择性地忽视了自身血腥的历史：试问，西方世界的十字军东征、猎巫运动、殖民暴行，哪个不是在“上帝庇佑”下发生的道德沦丧行径？

同时，若西方真想以信仰为标尺来衡量文明，那么能印出《圣经》却造不出超薄纸的美国，与不靠神谕却能治水通渠的中国相比，究竟谁更“知行合一”？

由此可见，人类的终极敬畏，或不在天堂与地狱的疯狂想象中，而在于对现实责任的勇敢承担里，而这，也是中华信仰给世界的终极启示！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位英国教授说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