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济南杀人案引发的军统潜伏事件（四）

应该说薛鼎修表技术相当的不错，在济南府算得上是有一号。虽然干一些灯下黑的事情，但也不算什么。　这天上午十时许，薛鼎在铺子里发现管片民警小周骑着自行车经过门前，就对民警小周说道：“给你们陈局长捎个话，就说修钟表的薛师傅请他过来一趟，跟他说点儿事。”

小周暗恼，　这口气有点儿大，有啥事还得惊动我们局长，可又不好发作，于是便回所里向所长报告了。所长也知道这个薛鼎不是一般人，现在既然这个薛鼎要求捎话，咱给他捎到就是，于是，真的就往分局打了电话。

薛瘸子说的陈局长，就是第六分局局长陈昌奉，在得知有人要见自己，立刻叫上一个部属，两人骑上自行车直奔薛鼎的钟表铺。　薛鼎一见陈昌奉真的亲临，于是就说：“听说政府在布控查赃物，我这里有一块表，局长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去瞧瞧。”

陈昌奉拿过来一看，这是是块老式西铁城怀表，心里一动：疑案布控的赃物中的确有一块这种品牌的怀表，是死者解仲逵的。据解仲逵之妻冯氏称，解仲逵当初掏钱买表之后自己打开怀表后盖，在内面留了一个暗记，于是陈昌奉又让薛鼎拧开怀表的后盖，一看，果然有一个特殊的暗记！这乃是警方自3月16日开展侦查以来获得的第一条实实在在的线索。遗憾的是，当时刑警只顾盯着这块怀表。

薛鼎告诉警方，他收下这块怀表后的次日清晨，来了一个一看就是小混混儿的小子，称想买一块便宜些的怀表，英纳格、西铁城什么的都可以，薛鼎听见“西铁城”三字，立即猜到是收赃，就把这小子给赶跑了，遗憾的是，当时刑警只顾盯着这块怀表，却忽视了薛鼎最后说的那段小插曲——这是后话。

陈昌奉从薛鼎那里得知，怀表是从一个名叫秦宝德的青年男子拿来的。专案组从管片派出所了解到，秦宝德是个私立小学体育老师。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其妻在济南解放前夕跟人私奔了，秦宝德这人平时比较老实，历史清白，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于是派出所找个要给其妻注销户口的理由将把秦宝德传唤来所接受调查。小秦于是带着户口本来注销户口，秦宝德刚来到派出所就被警察给扣下了，还把那块怀表放在他面前，这下秦宝德就明白，据他交代，前天一个学生的家长送给他一张戏票，他对看戏不感兴趣，但他想去戏院门前把票退给，当他刚到戏院门口，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十七八岁肤色黝黑的青年，从怀里掏出这块怀表在他面前一晃，意思是：要吗？接着伸出了两个指头。秦宝德一看挺便宜，但身上又没有带钱，就让对方随其回家去取，转头他就把手把手表卖给了“薛氏钟表”的薛鼎。

往下，就是钱尚礼找那个在戏院门前销赃的肤色黝黑的青年，钱尚礼就用了一天时间就打探到了消息——那个销赃的主儿名叫陶阿龙的18岁扒手。别看只有十八岁，人家可是见过大世面的资深扒窃从业者。

杜志坚在听了钱尚礼的汇报后，遂去市局向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督察室主任凌云当面汇报。凌云听完汇报后指示：可以“动”，但不是抓捕；最好采用通过可靠的第三方向他了解赃物来源的方式进行调查。同时，二组要安排人员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专案一组也开始了对“鲁济暗杀团”派赴青岛的那个“信使”的调查。济南市北坦南街住着一户母女二人。女主人是个四十二岁的中年妇女，叫白淑华，系旧时济南城一个粮商姜义真的侧室，其女儿名叫白姜。　十年前，六十岁的姜老板病殁，根据分配财产，侧室白淑华和庶出的小女儿白姜分得位于北坦南街的一套宅院以及财物若干，此外，还有十多亩土地。当然想要获得遗产的条件就是终生不得再嫁。如若违反，老姜家其他家庭成员有权收回上述财产，收回的财产归于女儿白姜名下，在其未成年之前，由姜家三个儿子即白姜的大哥二哥三哥作为监护人代为管理，待其满十六岁时交还妹妹。这年，白姜九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

一晃十年过去，白姜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后来白姜考入济南市立医院实习。1948年6月成为该院的一名正式护士。解放之后，她是门诊外科岗位的护士，可是她的人生却因一次邂逅发生了巨大变故！

1949年元旦，白姜轮到上日班，刚刚上班，就来了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帅哥，白姜一看病历卡，上面写着这青年名叫梁成坤，二十一岁，住济南市第四区上新街。梁成坤向医生自诉，他今天晨跑的时候，踩上了路面上的薄冰，猝不及防一跤摔翻，手腕条件反射般地撑了一下，腕部一阵剧痛，就动不了了，估计是骨折了，但就是这次相遇，两个青年男女竟然擦出了火花。

梁成坤老爸梁兴盛早年曾任北洋军队少将旅长、军法处长。后退役在济南开了一家商行，后来又开了一家俄罗斯大菜馆。抗战胜利后，梁兴盛只留那家俄罗斯大菜馆。济南解放前夕，俄罗斯大菜馆也关了。梁兴盛与妻陆氏生有两男三女五个子女，梁成坤排老三。在1947年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　但因患有肺结核休学一年，此时恰恰是休学期间。

手腕受伤后，梁成坤不再跑步到，但经人介绍跟一个刘炎溪的人练气功，　哪知，梁成坤这一练，不但害了他自己，还害了他的初恋白小姐！

比梁成坤大五岁的刘炎溪大学肄业，早在高中时就已参加“三青团”，进大学后又加入了国民党。

刘炎溪和褚介君熟悉之后，两人惺惺相惜，遂成莫逆之交。褚介君和刘炎溪两人每月总有几次小聚，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谈论时局，济南解放后，他们没再见过面，拒不向济南市军管会登记反动身份。褚介君终日缩在其执教的中学闭门不出，连家也不回；刘炎溪担任的公职没了，干脆也就不露面了。如此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11日。

那天，刘炎溪突然收到一封未具落款名址的信，一看笔迹便认出系褚老师所写。信函内容很简单，意思是要和他在2月13日下午四时在学校见面，二人一见面就有了一个后来被列入专业史籍的反革命组织“鲁济勘乱建国团”，别称“鲁济暗杀团”。

褚介君、刘炎溪两人按照拟定的方案开始发展“鲁济暗杀团”成员，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些跟他俩抱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到2月下旬，这个反革命团伙已经有了十七名成员，都是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满脑子反共思想的家伙。只有一人例外，属于无党派人士，那就是刘炎溪的表弟梁成坤。

梁少爷其时刚拜表兄为师习练道家养生功，每天要跟刘炎溪见面。他于政治不感兴趣，淡泊到几无概念，但对表哥从小就钦佩之至，言听计从，凡事只要表哥开腔，他就会习惯性地接受并照着去做。于是在表哥的忽悠下加入反革命组织“鲁济勘乱建国团”。

反革命组织“鲁济勘乱建国团”初步建立后，褚介君自封暗杀团的首领，刘炎溪则是其军师，内部分别自称为“大统领”、“二统领”（手下成员私下则称之为“老大”、“老二”）。一切走正规之路，就必须先得获得党国的认可，成为党国某个机构下辖的正式组织，由上级部门给予编制，正式任命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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