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丨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

余英时（1930-2021），安徽潜山人，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寅恪从小就遍览群书，涉猎极广，曾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精通十多门外语。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

最近三四年来，中国大陆上忽然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1992）和《陈寅恪诗集》（陈流求、陈美延合编，1993）都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两部书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大陆学术界近来常有大、小规模的讨论会，探究陈寅恪的文化观念和史学成就。报纸杂志有关陈寅恪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通过对陈寅恪的研究，大陆学者似乎在认真地重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在这股“陈寅恪热”的新潮流下，最近又出现了一部引起各方注目而且颇为敏感的新书：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这本书的作者利用各地档案和实地调查访问，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具体生活经验和盘托出。大陆学者已一再集会讨论了这本书，新华社且发电讯报道，足见它深深触动了学术思想界的心灵。“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个论题是我在十多年前引发的。此书对这件事也从大陆内部的视野上给予了分析和评论。作为“始作俑者”，我自觉有责任对这本书给予一个严肃的回应。但本文不仅谈这部新著，而且涉及其他问题和新发现的陈诗的若干阐释。希望读者指教。

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从我个人的立场说，我当然十分欢迎陆先生这部新著，因为它为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提供了最可靠的历史根据。十年前从官方的观点质难《释证》的人都说他们“访问”了与陈寅恪有关的人物，深知他的生活状况，根据他们所获得的“事实”，我的《释证》是站不住的。我对自己的看法虽未因此而动摇，但是我完全不能对质难者所列举的“事实”进行任何讨论。因为我没有“访问”“调查”的机会，在这一方面自然也就没有发言的权利。陆键东先生的最大贡献便是做了我十分想做但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更重要的是，他的实地调查是以从北京、广东省到中山大学的现存档案为主要对象，有关当事人的访问记录则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这样获得的史料是人人可以重新检证的客观存在。这是史学上所谓“史事重构”的唯一途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所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我便用不着再说任何话为我的《释证》作申辩了。

陆键东先生对我的《释证》也给了最大限度地承认。他说：

1963年陈寅饹曾作《感赋一律》，内有句云“后世相知或有缘”。客观地说，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饹“后世相知”者。……1958年余氏28岁时，在阅读了陈寅饹《论再生缘》后即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这是海外第一篇评论《论再生缘》的文章。二十多年后余英时再续前缘，写下十多万字的研究心得。剔除其浓烈的政治倾向，余英时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501页）

作者在书中虽然没有引征一句我对于陈氏诗文的解释，但是我完全了解他的困难。上引的一段话他实在已说到极边尽限了。（至于“政治倾向”云云，则不值一驳，读者可参看本书《书成自述》一文。）

冯衣北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大陆读者对于我的《诗文释证》的一种可能发生的误解。这部书的原本在大陆是见不到的，读者可能读到的是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中附录所收各文，但仍非全豹。冯书对我的批判共44页，以大号字排版，而我的文字五篇共167页，则以小号字排印为“附录”。陆键东先生告诉我们：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6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原注：署名“冯衣北”。362-363页）

胡乔木组织文章反驳我的事，我当时便听说了。所以我说“冯衣北”的代号大概取义于“凭依北京”。但是如果不是陆键东先生调查得这样一清二楚，我无论怎么说也都是“空口无凭”。我对于“冯衣北”毫无芥蒂之心。但是由于“冯衣北”凭依着胡乔木的意思和我“论战”的事在大陆学术界内部已广为流传，没有读过我原书或仅仅读了“冯衣北”的书的人难免不发生一种错觉，以为我的《释证》在政治上偏袒国民党。但是我相信读完我的全书而不存成见的人一定会消除这种疑虑。我愿意用我和周一良先生的一段交往对此作一说明。周先生当年是大家公认可以传陈寅恪先生之学的后起健者。我和周先生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1989年5月，他应邀来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报告。在我们未见面之前，他对我的《释证》曾抱着一种存疑的态度，但在读了《释证》全本之后，他的看法基本上改变了。1993年他在《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读书》，1993年9月号）中说：

陈先生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坚决不去台湾；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持观望态度，所以留在广州。余英时先生最初的文章中说陈先生开始就打算离开大陆，那是片面的议论，蒋辑《编年事辑》可为证明，余先生自己后来也放弃此说。（英时按：这是误解，我并无此说。）1989年5月我重访普林斯顿大学，承余先生以最后结集成书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见赠。我读后觉得虽个别地方或许失于求之过深，近乎穿凿，但就总体说来，这部《释证》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是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的。（135页）

周一良

文中所谓“触及陈先生心事”，周先生在大陆也许不便公开写出，其实今天也没有多大的忌讳可言。所以下面我要引一段周先生在1989年5月30日给我的一封信，作为补充：

寅老《诗文释证》此次读后，始较全面了解阁下观点。一良自来认为，寅老于国共双方各打五十板，三十年代即称“非驴非马”之国。大陆解放前夕，显无去台之意，一不愿跟国民党走，二亦畏动乱、畏颠沛流离也。其留大陆之非“政治遗民”而是“文化遗民”，一良亦夙持此见，寅老与王观堂有一脉相通之处，固极明显。此次读大作后，深感对于寅老留大陆后后悔未泛海去台之分析论证，颇为精辟。此点实寅老思想（如吴雨僧所认识）发展之自然结果，不必为寅老讳也。一良读寅老晚年著作，有两疑问：一、考据著述中何以一再羼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之词语以及诗句？二、晚年不总结魏晋隋唐史研究成果，可以驾轻就熟，水到渠成，而费惊人之毅力追求钱、柳事，用意究何所在？今读大著，久蓄之疑得以冰释，不禁称快！大作实可作读《柳如是别传》之导读指南也。尊著谓寅老诗文遣词用字皆有深意，完全正确。如《论魏书司马容传》一文开端，曾略叙昔年与一良讨论情况，颇富感情。一良当时在美读到，甚受感动。而蒋编全集所收此文，乃删去此段文字。此无它，寅老目一良为“曲学阿世”（赠蒋序中语），故不愿再存此文也！一良自信颇能理解寅老用心，然亦绝无怨怼之意，绝不因此而改变对寅老之崇敬及感情。史家知人论世，不当如是耶？

我当时读了周先生的长函，心中也十分感动，并不是因为他认可了我的“分析论证”，而是因为他不惜现身说法，以维持“史家知人论世”的公正立场。此即章学诚所谓的“史德”。稍后周先生还把“曲学阿世”的话公开写在他的自传上（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1期），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尊敬。

陈寅恪夫妇与毕业生合影

我在《释证》中提出一个说法：陈先生1949年不肯去台湾，但陈夫人唐筼女士则持相反的意见，以致曾一度只身负气去香港。最后还是朋友们把她勉强劝回广州的。但随着陈先生对生活感受的逐渐深化，他终于后悔当时没有听陈夫人的话，浮海远引。他的《柳如是别传》便贯穿了自己的悔恨和对陈夫人的先见的钦服。我的论证和分析都十分曲折复杂，因此陈夫人的香港之行当时也成了一个聚讼的焦点。但是我建立这一说法完全根据诗文本身的内证，至于陈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痛苦经验，我则无从知道。现在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才知道陈寅恪的“生命磨难的第一折”是在1954年9月启幕的；启幕的人便是中山大学一位“在各种场合随意潇洒地嘲笑陈寅恪”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见144-146页）这也恰好是陈寅恪开始研究钱柳因缘的一年。此后一折又一折的磨难也都详载在《最后二十年》中，我当年所无法提供的外在证据终于齐备了。周一良先生早在1989年便断定陈先生“留在大陆，后悔未泛海去台”是他的“思想发展之自然结果”，他真不愧是“颇能理解寅老用心”而且尊重客观证据的历史家。

关于陈夫人的香港之行，《最后二十年》也第一次提出了文献的证据。据1962年《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陈序经为了接回陈夫人曾“亲自跑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旅馆将唐筼找到，陪着她回到广州”（38-39页）。可见这一次陈氏夫妇关于去留问题的争执是多么严重。我在《释证》中曾以此次的争执为线索解读《柳如是别传》。陈先生1955年《中秋夕赠内》一诗，结语是“终负人间双拜月，高寒千古对悠悠”。我曾为“终负人间双拜月”的含义反复推究，最后终于发现此句出于钱谦益《移居诗集》中“双双拜月”一句词。因此我说，陈先生此句是向陈夫人表示他在“移居”的问题上“背负了陈夫人的意愿”。我自信已得其确解，更无疑滞。只是当时陈夫人去港问题尚待证实，或未必能坚读者之信。今天这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了，我必须感谢陆键东先生的辛勤努力。但是先生把陈夫人去港的时间定在1950年则似乎晚了一年。陈夫人去港必在1949年10月15日中共进入广州之前，因为我发现了一条有力的新证据陈垣在1949年11月14日给他的长子陈乐素的信末云：

简琴翁（按：简经纶，1888-1950）来信……又云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05页）

所说的“新闻”即是陈夫人的香港之行，绝无可疑。简经纶是番禺人，其时大概在广州；他的原信可惜未收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内，今已无从查考。我推断这是他在10月15日以后写信给陈垣，附带报告了广州的一些近闻。陈夫人去港是学术文化圈子中轰传一时的事件，故简氏也走笔及之。但是这个问题的最后定案还需要有人再检查一次有关档案。

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最后二十年》一书主要是考察与陈先生的“磨难”有关的外在事实，而不太注重陈先生诗文中所表达的内心感受。这是作者自定的界线，无可非议。不过为此自限也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姑引两三例以资说明。原书108页引1955年《余季豫先生挽词两首》之二（亦见《诗集》，97页）。这是新发现的诗篇，值得特别注意。诗云：

当年初复旧山河，道故倾谈屡见过。岂意滔天沈赤县，竟符据地出苍鹅。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度更如何。

作者说：“诗中含蕴的‘古典’与‘今典’重重叠叠……后人若要通透理解此诗，大概不起陈寅恪于九泉，不易矣。”这话说得过分了。此诗辞旨明晓，只有“东城老父”“掘地苍鹅”二典。前者作者上文已提及，我在《释证》中也早讲过。所以严格地说，此诗只有“苍鹅”一典需要解释。《晋书·五行志中》：

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苍白二色鹅出，苍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陈留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国之行也。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乱华。（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三册，864页。此事又见同书卷五《孝怀帝纪》永嘉元年五月条，第一册，117页）

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云：

虽复五胡内赑，苍鹅之兆未萌。

清代吴兆宜《徐孝穆集笺注》卷五注此句即引《晋书·五行志》之文。可知苍鹅句指五胡乱华。陈先生不用“陷地”而用“掘地”也有深意，“掘”字表示这次“胡乱”是中国人自己主动挖出来的，“陷”则是被动的。

原书120页引1953年《答北客》也是新发现的诗（《诗集》，82页）。诗云：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此诗一句一典，作者仅指出末句出柳宗元之“欲采花不自由”，是不够的。首句用《左传》，人所习知，以“菟裘”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第二句出苏轼《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第二首的末句“但忧无蟹有监州”。初典出自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国朝……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31页）

陈先生改用东坡句显然是以自称“监郡”的通判比之可以“制”所长的党委书记。第三句兼采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中之“柳家新样元和脚”与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之一“君家自有元和脚”句。“元和脚”者，柳公权书法自成一家，流行元和间，故刘禹锡云然。陈先生1927年《寄傅斯年》有句曰：“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诗集》，17页）以“正始遗音”喻旧学，而以“元和新脚”喻当时流行的新学。《答北客》之“柳家既负元和脚”，用法相同，但改指马列主义的新史学。前三句既通解，则末句“不采蘋花即自由”是特意反柳宗元原句而用之，意思是说我不就所长的职位便可以保持我的自由了。此“自由”两字便是他平时一再强调的“自由思想”“自由意志”，其含义是现代的。我记得当年严复译穆勒《群已权界论》（J.S.Mill，OnLiberty），讨论“自由”一词，便引用过柳诗此句。陈先生引柳句也不是偶然的。他的思路之曲折幽深，真令人叹为观止。

陈寅恪给学生授课

最后的一例是陈先生1957年给刘铭恕的信。《最后二十年》213页引原信有云：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陆键东先生论此信特别重视“捐弃故技”“新方法”“新材料”等语，未及其他。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句话。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1996年6月19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