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最大的误解，扣押蒋介石其实是张学良最后的自救

前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城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当将蒋介石最终接受六项主张后，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时至今日，学界依旧在深入探寻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多数学者以为，此事件对我党的影响最为直接。

西安事变对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小觑。而于张学良本人及其背后势力来说，西安事变又何尝不是一场自救之举呢？

西安事变产生的对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诚然不容忽视，但对于张学良本人以及其背后的势力来讲，西安事变又何尝不是一场自救行动！

这种观点根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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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张学良本人的心态演变。

张学良乃“东北王”张作霖之子，虽有少帅这一广为人知的名号，然而，张学良与其父相比，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早在青年时期，张学良就接触到了开明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且在后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思想都一直是他的主流思想。

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由原本备受瞩目的少帅，骤然沦为“不抵抗将军”。

东北沦陷，不可否认张学良有一定的责任，否则日本不会长驱直入一夜之间就拿下了沈阳城。

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政策，在大敌当前之际到底适不适用？他产生了动摇。

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日文报纸

老蒋退了，少帅退了，但东北当地的老百姓可没放弃！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前往市公安局，与身兼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和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会合，共商应对之策。

黄显声坐镇指挥沈阳警察大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巷战，挫其嚣张气焰。

而马占山的爱国血脉也上升至高潮，发布了震撼人心的通电：

“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厉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随后率部组织江桥抗战，虽然伤亡惨重，最终遭受日军重创，但却集齐了全国民众抗日战热情，可谓“神武将军天上来， 浩然正气系兴衰”。

马占山

东北军旧部的仁人志士揭竿而起，而作为领袖的张学良，内心久久不能释怀。

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这些掀起抗战风潮的骨干，他们用实际行动将抗日精神得以延续，得以传播，这或许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促进因素。

为此，张学良曾有过一番感人肺腑的内心独白：

“说到我自己在哪，在责任上，为国家民族负重大之罪恶，在个人名誉上，声望上、经济上、一切之一切，受无限的损失。”

随后话锋一转：

“可是另一方面，改变了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思想，能使我了解了人生，使我认识了真理， 也可以说使我从污浊的深渊跃出，给我开了一个新生命。我自己常感觉到自己举动轻浮，……我必须深刻的做些静重诚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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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讲，张学良是一位热血男儿，否则即便旧部顽强抗日，他也会麻木不仁。

但在那时，张学良或许也有难言之隐，当蒋介石命令他执行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相让给日本人后，国民党的“委曲求全”换来了什么？

非但未能求得和平，反而滋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举国哗然之际，蒋介石却将全部的罪责转移到了张学良身上。最终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下野出国。

对日军罪恶行径的愤怒以及对国民政府的无限失望，让张学良整日郁郁寡欢，他必须做出补偿，不论是为了自己，为了东北军还是为了国家。

1936年，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我党代表——李克农，他对我们提出的抗日主张大加赞赏，并且在得知蒋介石在内斗方面做出的不义之举感到愤怒，逐渐与老蒋离心离德。

可自己早就被蒋介石架空，如今又被他步步紧逼，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掀起大风大浪，直到遇到了杨虎城等人，张学良如觅知音。

李克农

杨虎城出身地方军阀，长期不为蒋介石所信，渐被边缘化，沦为棋子。

此经历与张学良极为相像，初会之际，二人就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般的共鸣。

谈及九一八事变，杨虎成气不打一处来，他早就看不惯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且多次请缨希望率队抗日，但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准许。

除了张杨二人外，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李宗仁和陈济棠。

左起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二人于发动两广事变期间，一度获得国民政府内部诸多仁人志士的认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氛围愈渐浓厚。

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事已不容再拖，于是，抗战的关键转折点——西安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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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的主张当然占据了张学良的内心的主要部分，但他也有点“私心”。

一来就是想改变东北军的处境和命运，东北军在老蒋的责难下已经步入绝境。

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则是日军的穷追猛打，倘若照此发展下去，东北军要么全军覆灭，要么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

二来则是为自己洗清冤屈。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张学良便屡遭国人指摘，所背负的罪名令其满腹冤屈。

他何尝不想高举抗日旗帜，唯有做出惊天动地之事，为抗战大业作出实质性贡献，方可洗刷耻辱，避免沦为千古罪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长舒了一口气。然而，他个人与东北军命运的走向却再度沦为未知数。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和宋美龄前往南京，即便众人劝阻，但奈何张学良年轻气盛，力排众议还是决心跟随蒋介石前往南京。

（张学良送蒋介石一行人离开）

但可不成想这一去便不能复返。

当军事委员会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的时候，他万念俱灰。

张学良秉持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态度，苦笑着宣称，所谓“胁迫统帅”之事乃其一人之举，绝无他人指使。

最终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褫夺兵权五年，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涯。

自己成了笼中困兽，但张学良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为东北军做出最后一舞，向蒋介石调方案，想把东北军调往河南治理黄河，这一想法显然遭到拒绝。

那么东北军最终的命运究竟怎样？

西安事变爆发时，东北军共有5个军、22个师，兵力多达25万人。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亦着手对东北军进行改编。

第51军被调往安徽蚌埠，后又被调往江苏，第53军被调往河北保定，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67军调往安徽阜阳。

蒋介石本以为一切都会按部就班的进行，却不成想110师哗变。

改编前夕，110师就明确表示能领取军饷，这样一来不论装备还是后勤都能得到保障。

可难办的是，110师团并不在军政部备案之列，无法领的军饷，这也是哗变的导火索。

此事引得蒋介石重视，110师亦已严阵以待，构筑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欲以武力相拒。

蒋介石清楚来不可鲁莽行事，一旦善后不妥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于是派出于学忠和110师军官对话，最终110师被以连为单位，分别编入51军，这件事才算画上句号。

结语

从历史角度来看，谁才是西安事变真正的受益者？

答案显然易见，受益者是整个国家，是整个民族！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事变，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千古功臣”这一赞誉，他们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

[1]王春林.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J].安徽史学,2024,(02):74-83.

[2]魏晓文,朱琳琳.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06):442-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