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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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4年正月，一份标注绝密的卷宗从总理衙门流出辗转送到东京，里面是《中俄密约》核心条款与俄军东北布防图。
没想到清政府竟将与沙俄的秘密协议主动泄露给日本，这步踩着刀锋的险棋，赌的是东北的存续，也让远东棋局瞬间翻盘。
1898年俄国工程师带着护路军在冻土上打下枕木，当地知府想上前交涉，却被俄军士兵用枪托拦住：
这是中东铁路的附属地，清国官员无权干涉。
这不是普通的铁路工程，
根据密约，沙俄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名获得了在东北修建铁路的特权，但实际操作中擅自将铁路两侧划为附属地，在这里设警察甚至驻军。
从哈尔滨到旅顺的中东铁路南段通车后，整个东北被切割成多个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归俄国铁路公司管理，
旅大地区成了租借地，俄军在此修建军港、架设电报线，汉人出入都要出示俄文通行证。
1903年入秋，农民又发现俄军勘测队在丈量土地，他们要修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直接穿过奉天城的商业区。
地方官上报盛京将军增祺，得到的回复却是勿与俄人争执。
原来此时东北的驻军已被俄军限制，奉天城内的清军只能保留三个营，且不得配备重武器，而这种渗透早已超出条约范围。
按照《旅大租地条约》，俄军应在1903年撤兵，但实际兵力从最初的2万增至6万，护路军扩编为两个师，在长春、奉天等地修建永久性堡垒。
军机处收到的密报显示，俄军正在牡丹江流域开采金矿，将所得全部运往圣彼得堡。
袁世凯在奏折里痛陈：东北之权，名归清国，实归俄人，铁路所至，即为疆界。
张之洞派来的密使抵达北京，带来一份长达七页的分析报，报告里说，若放任沙俄占据东北，不出五年，直隶、山东必遭蚕食。
这份报告被送到慈禧的案头时，庆亲王奕劻正主张以夷制夷，建议联合英国制衡俄国，袁世凯则认为应暗中联络日本。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俄密约》的秘密条款。
李鸿章与沙俄签订的这份条约除了允许修建铁路，还规定遇战事，俄国可在东北驻军，这成了沙俄赖着不走的借口。
但老百姓早就忍不了了，哈尔滨的商铺联合罢市抗议俄军强征粮食，当时这些行动都被俄军镇压。
盛京将军增祺在给朝廷的电报里写道，民怨沸腾却无兵可调，只能眼睁睁看着俄人施暴。
此时日本的态度变得十分关键。
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秘密会见袁世凯，暗示若清国愿提供俄国情报，日本可出兵东北，
这个提议让清廷陷入两难，借日本之力无异于引狼入室，不借东北迟早被沙俄吞并。
1904年1月深夜，一个穿着绸缎商人服饰的男子，将一个油布包裹塞进日本领事馆的侧门。
包裹里是两份文件，一份是《中俄密约》的抄本，另一份是俄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图，详细标注了各堡垒的位置、兵力和武器配置。
泄密者是谁，至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情报的详细程度看，必是清廷核心官员。
袁世凯的幕僚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袁府的幕僚每天都在整理东北的电报，
而张之洞在给湖广总督府的电报里提到，东事已有转机，需秘不示人，暗示他参与其中。
对日本来说这份情报很重要，
原本日本联合舰队计划从正面进攻旅顺，但根据情报显示，旅顺港内的俄舰多在夜间停泊于东口，且防御薄弱。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召开紧急会议。
奕劻主张即刻宣布中立，袁世凯则提出暗中协助日本：允许日军使用山海关至奉天的铁路，提供粮草补给，甚至让清军让出一些战略要地。
最终慈禧拍板——表面中立，暗助日人，但不可留下实证。
日军进攻辽阳需要跨越太子河，当地百姓在清军默许下拉来几十艘渡船。
俄军撤退时想炸毁奉天的兵工厂，却被提前得到消息的清军士兵阻止，甚至有清军将领偷偷将库存的弹药卖给日军，只留下少量劣质弹药应付俄军检查。
这种暗助充满了风险，一支俄军巡逻队在奉天城外接获了清军写给日军的信，俄国公使立刻向清廷抗议。
奕劻只能将责任推给地方官擅自行动，处死了两名送信的驿卒才平息风波，但类似的情报传递从未停止。
沙俄也察觉到清廷的倾向，俄军攻占奉天特意搜查了盛京将军府，想找到清廷协助日本的证据。
但增祺早已将相关文件烧毁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往来公文，俄军无奈，只能将增祺软禁，另立傀儡管理地方。
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条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及中东铁路南段转让给日本。
东北南部成了日本势力范围，北部仍由俄国控制，这个结果虽未让东北完全回归清廷，但终究阻止了沙俄独吞东北的企图。
日本接手后虽然也在铁路附属地设管理局，但允许清廷在地方保留行政权，汉人出入不再需要俄文通行证。
奉天的兵工厂被交还清廷，只是需向日本提供部分弹药，更重要的是，俄军被迫撤出了东北南部，让清廷得以重新任命地方官员。
东北成了日俄争夺的战场，百姓遭受战火蹂躏，约2万平民死于战乱，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但对风雨飘摇的清廷而言，这已是无奈中的最好结果。
这场以泄密为开端的博弈，暴露了晚清的虚弱与无奈，清廷只能靠挑动列强矛盾来维持统治，却无法真正掌控国家命运。
参考资料：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中俄密约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0 年）
《日俄战争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袁世凯奏议》（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80 年）
《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东北通史》（金毓黻著，中华书局，1981 年）
《朴茨茅斯和约研究》（陈芳芝著，商务印书馆，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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