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一赌鬼工人被判死刑，死后，妻子才知道他真实身份

1948 年 9 月 30 日的上海，刑场的空气凝重得让人窒息。一名身着崭新白衬衫的年轻人昂首走向刑台，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带着坦然的微笑。当法警的枪响起时，24 岁的王孝和倒在血泊中，而他的妻子忻玉瑛此刻还不知道，丈夫那些曾让她疑惑的 “古怪行为”，竟是一场用生命守护的秘密。

贫寒少年的革命火种

1924 年，王孝和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困的船工家庭。父亲摇橹的微薄收入，母亲纺织的点点血汗，要撑起一个不断添丁的家，终究是杯水车薪。在他的记忆里，饥饿是常态，死亡是邻居 —— 四个兄弟姐妹先后因贫病离世，最小的弟弟被拐卖后杳无音信。生活的苦难像磨石，过早磨硬了他的骨头。

1935 年春节，随父母回宁波探亲时，母亲为 11 岁的他定下娃娃亲，邻家女孩忻玉瑛成了他名义上的未婚妻。谁也没想到，这桩看似传统的婚约，会在十几年后与一段悲壮的革命往事交织在一起。

改变王孝和命运的，是抗日战争的烽火。1937 年上海沦陷后，他随家人逃往宁波外婆家，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中共临时特别支部的抗日宣传。那些 “团结起来救中国” 的传单，像火种落入干柴，在他心中燃起熊熊火焰。1938 年考入上海励志英语专科学校后，一位共产党员以读书会为掩护，向他系统传递革命思想。当亲眼目睹同学因宣传抗日被日军折磨，看到父亲因工伤被工厂无情解雇，这个少年终于明白：要改变命运，必先改变这个黑暗的社会。

1941 年，王孝和进入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工作，同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电厂，他是技术过硬的青年工人，向老师傅虚心请教；在车间，他是关心工友的 “贴心人”，哪家有困难总会第一个到场。这种踏实与热忱，让他在抗战胜利后当选为电控制室工会总会长，而这也为他后来的革命工作提供了绝佳掩护。

妻子眼中的 “古怪丈夫”

1946 年，王孝和与忻玉瑛完婚。这场迟到的婚礼背后，藏着一段小插曲：按习俗男方应在女方 15 岁时送聘礼，可直到忻玉瑛 18 岁，聘礼仍杳无音信。心急的丈母娘带着女儿找上门，才知王孝和是因听闻女方 “嗜赌信佛” 的传言而犹豫。当两人坦诚交谈后，误会冰释，贫寒的婚礼上，没有金银首饰，只有两颗靠近的心。

婚后的生活，在忻玉瑛看来却越来越 “古怪”。丈夫每天早出晚归，身上时常沾着陌生的香水味；深夜常有陌生人来家里，几人围坐桌前 “打麻将”，一聊就到后半夜。她忍不住质问，王孝和只淡淡解释 “为了工会工作应酬”。直到后来她才知道，那些 “麻将牌局” 是党的秘密会议，香水味是为了迷惑特务故意留下的伪装 ——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这是地下工作者最安全的掩护方式。

1948 年，上海申新第九厂的罢工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三名女工牺牲，数十人受伤。消息传来，王孝和怒不可遏。他带领电厂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组织募捐支援死难者家属，甚至冒险利用电厂广播揭露真相。此时的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策划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他故意频繁出入舞厅，让特务误以为他 “腐化堕落”，放松监视。就在罢工计划即将实施时，叛徒的出卖让他落入魔爪。

刑场上的最后宣言

被捕后的王孝和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特务逼他写下 “自白书”，他却借此写下血泪控诉：“我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而死！”1948 年 9 月 30 日，死刑判决下达，他穿着妻子新买的白衬衫，平静地走向刑场。

临刑前，他对法警说：“我没有罪，你们今天杀了我，明天会有更多人站起来！”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这个年仅 24 岁的青年，用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承诺。

王孝和牺牲后，组织上找到了忻玉瑛，将丈夫的党员证和革命遗物交给她。直到这时，妻子才终于明白：那些深夜的 “麻将声” 是革命的密谋，那些陌生的香水味是战斗的伪装，那个看似平凡的工人丈夫，原来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捧着丈夫在狱中写给她的信，信中说：“你要好好抚养孩子，告诉他们父亲是为了真理而死……” 泪水模糊了双眼，却也让她读懂了丈夫所有的 “反常”。

如今，上海电力公司的厂区里，王孝和的塑像静静矗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与伟大从未相隔，那些看似 “古怪” 的背后，可能是最坚定的信仰；那些沉默的坚守，或许藏着最炽热的忠诚。这个 24 岁的青年，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属于劳动者的英雄印记，也让 “王孝和” 这三个字，成为穿越时代的精神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