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观众席｜《女孩与男孩》，一个幸存女人的独白

在茉莉花剧场看王一楠主演的独角戏《女孩与男孩》，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同一个剧场看《生之代价》。英国剧作家丹尼斯·凯利在和导演大卫·芬奇搭档、成为英文版《鱿鱼游戏》的编剧之前，他最知名的作品是2018年首演于伦敦的《女孩与男孩》。很巧，同样在茉莉花剧场首演中文版的《生之代价》是2018年的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环球舞台演出季以中文普通话版本呈现这些晚近在欧美舞台上演和获奖的剧目，拉近甚至消融了上海话剧舞台和外部世界的时间差。

去年，脱口秀演员小佳主演了《生之代价》，因为他和男主角约翰一样带着一部分身体的残障，行走和说话费劲，“小佳主演《生之代价》”这件事打破了上海观众对“演员”和“表演”的想象。这次，他坐在剧场里看王一楠演《女孩与男孩》，他说：“楠姐打破了我对女性力量的理解。”小佳去过王一楠的排练场，当时他以朋友的身份问：“等公演了，你每天晚上要这么哭一场？多伤心啊。”但是在演出现场，小佳以及更多观众从王一楠的表演里看到的不仅是女性的脆弱和受难，更感受到女性幸存以后的清醒和坚韧，就像同样是女性独角戏的《初步举证》女主角泰莎掷地有声的告白：“我不是支离破碎的受害者，我要做幸存者。”

《女孩与男孩》是一个女人遭遇生命中巨大不幸之后，于孤独中回顾她的前半生。起初她看似是被命运眷顾的“幸存者”，她在旅行中遇到她以为的“温柔、坚定、幽默、有原则”的爱人，婚姻让她脱离糟糕的原生家庭和贫困的蓝领女工生活，在丈夫的热情鼓励下，她进入了从前不敢想象的电影制作行业。随着她的职业轨迹和丈夫的生意成为两条不同方向的反比例曲线，破产的丈夫丧失了在她面前的优越感，她逐渐看清对方胆怯、自私、狭隘的性格弱点，并因此带着一双儿女离开这个一蹶不振的男人。悲剧在于她能结束婚姻，却没能逃离男性的暴力，那个无能狂怒的男人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杀死年幼的儿女并自杀。

孩子死亡和杀亲案的真相，这是在剧本里藏得最深也最惊心动魄的谜底。但《女孩与男孩》的本质不是悬疑剧，剧作家虽然是男性，他借助于一个被剥夺、被伤害的女性视角，思考渗透在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他在思考和质问暴力如何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女主角在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报道时，她一度天真地以为暴力是人在极端境况中被激发的兽性，她以为自己在伦敦的安稳生活远离战争和暴力。真相不是这样。暴力渗透在生活的时时刻刻：看不到希望的底层母亲对女儿的打压，这是暴力；没有学历和体面工作的青年女工在男女关系里遭遇的粗鲁对待，这是暴力；文艺创作行业的权贵子弟对平民应聘者的蔑视，这也是暴力；以及，最惨痛的暴力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无能的弱者对更弱小个体的戕害。

编剧没有对这个过于苦涩和悲惨的命题作出解答，他所能做的是带领观众进入进入这场阴森昏暗的讨论。上话版在舞台化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关键点，导演和舞美为王一楠的独角戏设置了“半地下”的特殊空间。处在半地下室的、带小天窗的洗衣房，这在伦敦的民宅是很常见的，而上话的演绎利用这个戏剧场景，创造出“从地上到地下”“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戏剧空间，女性的独白见证了通向人性阴森幽微处的小径。这又何尝不是戏剧的意义？它不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它带领观众走向黑暗的密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