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南关区法院法官手记：让法治扎根到民心深处

幸福人民法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章鹏飞

2013年的初秋，我怀揣着对法徽的敬畏与憧憬，走进了南关法院的大门。初到法院，我被分配到了民事审判第一庭，彼时的我还是个说话会脸红的新人助理，老同事总说我太腼腆，可我却觉得，把案卷材料看懂、把法律条文记牢才是正经事。

在民一庭的六年，我从整理卷宗的助理成长为独立办案的法官。那时的我坚信，判决的公正远比调解的温情更重要。面对剑拔弩张的当事人，我习惯在法台上厘清证据链条，用缜密的逻辑作出裁判。偶尔遇到调解不成的案件，也只是觉得“法理已明，不必强求”。

2019年，我被调任到幸福人民法庭工作，此时我虽然有民事办案经验，但对于从未审理过的案件类型，也略感压力。当时庭长对我说，“法庭的案件更细碎也更贴近百姓，法官在审判台上，不仅要‘分清是非’，更要做到化解纠纷，案结事了。”

令我真正领会老庭长话中含义的，是调解了3起劳动争议案件。案件中三名劳动者急着让某建筑公司办理社保减员，否则没法入职新单位；而企业正处在裁撤部门的阵痛期，连支付经济补偿都捉襟见肘。开庭时，双方的分歧像道鸿沟——劳动者拿着工资流水坚持按应发工资补偿，企业负责人却说“公司账户里只剩维持运转的钱”。

庭后我试着调解，打算“逐个击破”。整整一周，我在劳动者租住的出租屋和企业临时租住的办公室之间奔波，把劳动法条文拆成家常话讲。眼看每个案子的调解金额差距缩到不足一万元，双方却都咬着牙不肯松口。那时我有些急躁，想着“不如直接判了省心”，便埋头写起判决书。

核算工资流水时，我对着三张考勤表算了又算，最后却发现判决书里的数字，竟和调解方案相差无几。可如果判决生效，劳动者要等上诉期过了才能找工作，企业也可能因资金链断裂彻底倒闭，三个家庭的生计、几十名员工的饭碗，都会被卷进诉讼的漩涡。

那晚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窗外的路灯映着“幸福法庭”的牌子。想起庭长说的“案结事了”，突然明白：法官手里的法槌，敲下去要能解疙瘩，而不是结新仇。

第二天一早，我重新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这次我不再空谈法理，而是把判决书中的计算明细摊开来讲：“按法律规定，公司该补你们这么多，但现在企业账上确实没钱，拖到执行阶段，大家可能更难拿到钱。”对企业负责人，我则带着他看劳动者的工资条：“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房贷、学费，缓不得啊。”

十几次电话沟通里，有过当事人的怒吼，有过沉默的叹息，直到第七天，一位当事人终于松口，他对我说：“章法官，我信你。”那天下午，公司当场支付了补偿款。有了这个突破口，另外两起案件也顺利调解。看着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时舒展的眉头，我忽然懂得，调解不是妥协，而是用法律的温度寻找共赢的可能。

如今再翻看那三本未送达的判决书，我常想起刚入职时的自己。从只认法理的“腼腆助理”，到懂得兼顾情理的法庭法官，十余年光阴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适用法律条文，更是如何让法律的光芒照进百姓的生活。毕竟，案牍上的铅字会褪色，但当事人脸上的笑容，才是司法公正最生动的注脚。

来源：长春南关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