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作为我们的田野

旅行的最大意义，是探寻世界无穷的多样性。比如说，当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人类学家一般去当地探索，与当地人各种闲聊，比如说街头的小贩、市场的卖菜大妈、小店铺的老板，和他们交流让我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就像刘擎老师说的，在旅行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自己的相对性或者说“洞穴性”。知道存在不同的洞穴，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洞穴不是整个世界，而只是一个特定的洞穴。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文化视为天经地义的。每个地方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相对化，就更有可能接受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生活方式，也就更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共处。

旅行当然是看见他者，但是在旅行过程中是不是他者也会看见我们？旅行其实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米兰·昆德拉说，他人即镜子。每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标的，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爱人，有的为了怀念，有的为了追寻，还有的只是漫无目的，走过一段茫然和空白。旅途上的这些镜子，有着千奇百怪的大小和形状，有的甚至是流动的，折射出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而又最有光芒的自我。

真正的旅行是让心灵去探寻远方。问题是如何让心灵能抵达远方，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往往是以阅读书籍、看电影、听音乐的方式展开心灵之旅的。当然，大家也常常渴望通过物理上的旅行走向远方。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主动改变那个熟悉的、日复一日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容易使人固化的视角和思维。让我们去发现新的打量世界的眼光，接触新的素材，然后你回到自己原来的处境，就会让原地变得“陌生化”，使它的新颖性和新问题能呈现出来。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在感受上还是在思想上，这是旅行最根本的意义。

当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旅居——我们在旅行的基础上，将时间的周期拉长，渐次融入当地的生活。这种深度的文化交流和生活体验，让我们的旅居生活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用了“旅居”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刚刚结束两年零两个月瓦尔登湖的幽静生活后的状态——“我又成为了文明社会里的旅居者”（I am a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与此同时，旅行也可以进入日常深处，发现日常生活细节，从很多被忽视的细节里感受一种不一样的地方历史。比如来到哈佛大学之后，大家都会想到去哈佛园里最著名的地标——约翰·哈佛的铜像，去摸一下铜像的左脚，据说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我们当然也不可免俗地去摸了一下，然而我们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哈佛所在的剑桥小镇散步。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喜欢去看街边或者社区公园长椅上的铭文。剑桥有很多公共空间，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街区里，无论是沿着查尔斯河漫步，还是去剑桥公共图书馆借书，总是会路过很多长椅。不少长椅上都会刻一块铭文，上面雕刻的献词有的是纪念逝去的亲人，有的是记录生活中一段曾经的美好时光。我们就很喜欢去读这些细小的文字，仿佛时间因此停止在某一个时刻，曾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的记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并在这一个时间点和我们相遇，也让我们经历了一遍他们所走过的人生。

有一次，我们在剑桥公共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看到一把以前并没有留意到的长椅，我们猜测兴许是新放置过去的。椅子上有一块铭牌，上面刻着一段话，讲述了一位叫简（Jane）的老太太和她的先生鲍勃的故事。他们在剑桥社区生活了50多年，深深地扎根于社区的服务和教育。鲍勃老爷爷曾是当地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和体育教练，而老太太则在不同的社区医疗部门工作。尽管他们是非常普通的剑桥居民，但他们对社区的热爱和所作的贡献却是非凡且值得纪念的。

我还专门去网上搜索了这一对老夫妻的生平。鲍勃老爷爷1938年出生于剑桥，2018年逝世，可谓剑桥的终生居民（lifelong resident）。他是一位热情而博学的政治评论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剑桥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为社会中的所有人争取社会正义，他的孩子和孙辈有好几位都在哈佛读书，也都在为当地社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而老太太简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剑桥居民，她出生于1936年，2023年刚刚离世。她是一名敬业的社区护士，也是一位为所有人争取社会正义的活动家，给了许多人支持和帮助。她还是剑桥第一个社区花园的创始成员（Cambridge’s first Community Garden）。花朵为她带来了欢乐，绘画为她带来了平静。

在春天的傍晚，我们会坐在这把长椅上，看着人们从图书馆里进进出出，孩子们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嬉戏玩耍。我们情不自禁地会去畅想，也许当年老太太简和老先生鲍勃，也是这样相伴走过这块草坪、走进这座图书馆、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他们的故事多么普通平凡，却成了一段历史。而发现这些生活的细节才让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与这个地方的真实生活连接起来，和在地的社区架接起了更多的纽带。

只是很多时候，人们看不见这些日常里的细节，或者觉得这些是不重要的。我们只选择看见我们想要看见的事物，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诠释世界，甚或是明明看见了事物，却假装自己没有看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由经历、实践和习惯所决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主观选择的行为。

还有一些风景是在历史里的，不在表面。我出租的房子在剑桥的特罗布里奇街（Trowbridge St），而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美国游学的时候，也住在这条街的14号。这条街很长，被剑桥公共图书馆分隔成东西两段，但还是一条街。有的时候走过那栋房子，我会去想象一段跨越时空的交错，当年陈寅恪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在做些什么呢？他也会像我一样，拎着一袋从超市购买的食物，回家做饭吗？这种感觉就像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另一个我》中描写的场景——博尔赫斯坐在剑桥查尔斯河畔的一条长椅上，遇见了年轻的自己，19岁的博尔赫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中开始对话。年老的博尔赫斯想要告诉年轻的自己一些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年轻的博尔赫斯即将面对，而年老的博尔赫斯已经经历过的。然而，年轻的博尔赫斯却回应道：你所说的一切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现在在剑桥，也许我们两个都在做梦呢。

这段体验也和我在清华大学教授“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这门课程时的体验颇有关联。我在教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时候，喜欢把古今中外的思想放在一起分析和对比，了解不同思想脉络共通的源泉。陈寅恪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我常在北京秋日的午后，带领学生们一起走过铺满金黄色银杏叶的清华路，走到校园内王国维的纪念碑那里，朗诵陈寅恪在纪念碑上题写的字，并讲解其背后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关于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部分——“若思想不自由，则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讲解在课堂上可能显得有些空洞，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段历史常常显得遥不可及，但是当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到碑文前齐声朗诵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勃发和绵延。而今，陈寅恪先生竟然还曾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这种时空的交织就会让我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奇妙，仿佛历史与现实在此刻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