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残部逃到海外，建立1个74 万平方公里国家，比2个日本还大

在乾隆年间的岭南一带，有一句外人听不懂的暗号悄悄流传：“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这并不是闲聊时的文雅对句，而是天地会成员用来确认彼此身份的暗号。

那时百姓受地方官府盘剥已久，许多青年暗暗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盼望有朝一日推翻满清政权，恢复汉家江山。

可谁能想到，那些在国内被四处追捕的会党兄弟，竟会在远隔万里的海外，建立起一个横跨七十四万平方公里的政权。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天地会的活动在南中国日渐频繁。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粤、桂、湘等地策划多次起事。嘉庆年间，湖南、广西相继爆发天地会组织的武装叛乱，一时间搅动地方局势。

清廷不敢怠慢，调集大军围剿，沿途设卡缉捕。会党虽有民间支持，但面对装备精良、兵力充足的官军，每次反抗最终都以失败收场。幸存者只能转入地下，或改名换姓，度日如履薄冰。

进入道光时期，形势更加严峻。清廷强化了地方保甲制度，严查会党。天地会骨干在乡间、山林间辗转隐匿，甚至连夜换住处，以防官兵突袭。生活在这种紧绷状态下，任何一次失手都可能换来杀身之祸。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天地会部分首领看准时机，试图借势崛起。陈开、李文茂率众在广西浔州（今桂平）举旗，建立了“大成国”，自称有军有政，试图长期立足。大成国一度吸引了周边民众的加入，但清军与地方团练合力反攻，将其逐渐包围。

围困持续多年，补给被切断，局势每况愈下。到1860年代初，余部不足数千，最终由黄鼎凤率领，仓促登上木制帆船，向南洋方向逃亡。

那时的海路凶险异常。船体在季风驱动下颠簸不止，舱内闷热潮湿，不少人晕船呕吐不止。更有海盗在沿途出没，稍有疏忽便可能全船覆没。数周漂泊后，他们抵达了加里曼丹岛的西部——一片面积超过七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热带岛屿，林密水多，盛产矿产与香料。

岛上居住着达雅人、马来人等土著群体，同时有荷兰殖民者驻守港口要地。天地会幸存者选择与当地人接触，表达自己开垦土地、采矿谋生的意愿。达雅人需要劳力，便划出区域供他们落脚。初到之时，热带环境让许多人水土不服。

雨林里的蚊虫密集成云，疟疾在村寨间流行，劳作之人常常突然高热、浑身无力。会党成员不得不向土著学习草药医治之法，并在沼泽与林间开垦稻田，砍伐木材建起简易屋舍。

时间一久，他们与当地通婚，形成稳定的华人-土著混合社群，春节舞龙、纸灯、汉字教学等习俗逐渐扎根。

就在此时，一位来自广东梅州的读书人罗芳伯出现。他曾中过秀才，熟悉儒家经义，又通晓兵法与组织之道。罗芳伯团结周边的华人工矿、村寨，创立了“兰芳公司”，不久演变为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组织，被史称“兰芳共和国”。

不同于清廷的世袭制，这里采取选举制度，每三年改选一次“总长”，并设立议事机构、税收条例和民兵体系。

兰芳共和国的存在，直接触动了荷兰殖民者的利益。荷兰人觊觎此地金矿、胡椒园，数度派舰队武装挑衅。罗芳伯组织华人与达雅战士组成防御联军，在河口布置土炮与弓弩，利用地形设伏。一旦敌舰进入射程，岸上火炮与箭雨齐发，使其难以靠岸。

曾有一次，荷兰夜袭登陆，却踏入预设的竹签陷阱，伤亡惨重，被迫退回。双方多次冲突，虽力量悬殊，但荷兰人始终难以迅速取胜。

兰芳共和国在此地延续了百余年，历经数任总长。直到1886年，荷兰殖民当局动用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外交压力，最终将其并入殖民体系。虽政权不存，但华人社区早已扎下根基。

今日加里曼丹岛的坤甸市仍保留“兰芳纪念堂”，春节时，华人舞狮队伍在街巷间穿梭，当地老人向后辈讲述祖先如何在异乡自立的往事。

回望那段历史，天地会人在异国他乡能团结自保，离不开彼此的信任与协作。在没有祖国庇护的年代，他们依靠的是同乡情谊与群体组织力，将语言、文字与节俗从祖籍地带往遥远的南洋，像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片能够庇护族人的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