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刘学文：破除“内卷”困局 平台经济必须打破零和博弈惯性

去年以来，国家持续加码“反内卷”，但平台经济目前仍深陷“低价竞争”、“补贴大战”泥潭亟待破解。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发起——“破‘卷’立新 重塑生态” 平台经济“反内卷”调查行动。这也是我们继去年“仅退款”调查行动取得重大成果后，发起更为全面、深度的调查行动，通过多维度举措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对此，我们组织了高校教授、协会、智库专家、投资人、律师、分析师等，对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进行深度解读。以下为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学文接受 #网经社 独家专访。

网经社：当前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形式、根源以及核心矛盾是什么？

刘学文：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起点是价格战与补贴战。发展初期，平台依托巨额资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当市场格局趋稳、资本支持减弱后，竞争转向更隐蔽、消耗性更强的非价格竞争，即“服务内卷”。例如外卖追求分钟级时效，电商在物流速度、“仅退款”等方面展开“军备竞赛”，这些举措在边际效益递减下，异化为平台、商户和一线劳动者之间成本与劳动强度的恶性博弈，未给生态系统带来根本价值跃升。

在此过程中，算法扮演了加速器角色：一方面，动态定价模型促使商户间展开“探底式”价格战，陷入“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强化学习算法可在无明确意思联络下，通过相互学习达成协同涨价，构成事实上的“算法共谋”。部分平台由此积累起用户、数据和资本优势，通过“平台包抄”策略跨界扩张，形成封闭的“围墙花园”，固化了市场进入壁垒。

平台“内卷式”竞争根源于其技术经济属性、资本驱动逻辑以及外部监管环境。首先，网络效应具有天然的规模扩张和市场集中趋势，易形成“赢家通吃”。加之平台服务同质化，用户黏性不强，直接导致平台为争夺用户规模展开殊死竞争，引发了前期的“烧钱大战”与后期的市场垄断。此外，作为平台运营核心的算法，既有“黑箱”特性又被赋予“隐性控制权”，能高效实施价格歧视，并为平台转嫁成本、操纵规则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逻辑是关键推手。风险资本追求垄断租金的动机，驱动平台通过持久消耗战获取市场控制权，再通过提升抽成等方式攫取超额利润。即便在获得线上流量入口后，许多平台企业仍能长期维持亏损运营，其目的就是以资本优势拖垮对手。在此过程中，对商品交易总额（GMV）增速的过度追逐导致重短期增长、轻长期价值的本末倒置，将价格竞争置于技术与服务创新之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等问题凸显。

再次，制度规制存在滞后性。发展初期，政府出于鼓励创新的初衷而形成的政策支持惯性，加上监管约束不强，为“野蛮生长”提供了空间。当平台规模大到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时，监管才开始介入，而此时平台已形成“大到不能管”的局面，其市场权力、数据壁垒使有效规制异常困难。现行法律法规亦难以完全适应大数据、算法共谋、新型用工关系等新业态，常出现规则漏洞或执行困难。

网经社：这种“内卷”对平台、行业、国家造成了哪些深层次、长期的负面影响？

刘学文：这种“内卷式”竞争对平台生态、产业结构乃至国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是侵蚀平台生态，表现为价值分配失衡与信任危机。竞争转向存量后，平台为维持利润提高抽成，高额佣金、价格内卷及“仅退款”等规则，使大量中小商家陷入两难困境：要么因不加入平台而失去市场，要么在加入后因无法与巨头抗衡而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在平台用工领域，算法的精细控制导致劳动强度与薪酬不匹配，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劳资矛盾尖锐。对消费者而言，低价实惠的背后，是选择权受限、个人数据被过度利用、隐私泄露及“大数据杀熟”等隐性成本。

其次是扭曲产业结构，抑制有效创新。宝贵的生产要素被投入同质化竞争，平台经济融资中超八成资金用于营销补贴，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呈现“脱实向虚”，阻碍产业升级。长期的价格战亦对全产业链造成“慢性损害”，导致产业链整体利润率走低，削弱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力。平台“赢家通吃”的垄断逻辑抬高了市场进入壁垒，使新进入者难以为继，市场活力下降。

最后，对国家长远发展而言，这将引致发展动能不足。“内卷式”循环造成国民经济“无发展的增长”，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加剧社会焦虑，催生“躺平”等消极情绪。

网经社：在“反内卷”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与平台自主经营权？

刘学文：欲破除“内卷”困局，平台经济必须打破零和博弈惯性，从商业模式与法律监管两个维度系统性重塑，推动平台由“交易场”向价值共创的“创新场”转型，实现从“流量消耗型增长”向“技术驱动型价值创造”的转变。

（一）以价值创造为核心重塑平台商业模式与竞争范式

平台企业应将战略重心从追求用户与GMV规模，转向打造健康生态与提供高质量服务及内容，深耕垂直领域，并着重建立信任机制、创造差异化价值，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不断探索从提升用户数量（More Users）到优化匹配质量（Better Match）的创新路径。平台应建立新的内部评价体系，将考核重心转向用户满意度、商户留存率与盈利能力、技术贡献度等多维度价值指标。同时，商业模式应从向商户“抽租”，向“赋能者”转型，通过提供“软件即服务”（SaaS）、智能库存管理、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赋能商户降本增效，将自身模式从抽取交易佣金，转变为输出解决方案与增值服务。

在竞争策略上，应引入“竞合”思维，探索跨平台合作，摆脱价格战怪圈。更根本的突破是推动平台经济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发挥平台数据处理、算法匹配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从需求预测、柔性生产到供应链金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在国内市场饱和后，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平台为载体带动产业生态“出海”，输出数字基础设施能力，化解国内低效内耗。

（二）平台经济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监管平衡路径

面对平台经济的复杂性，政府治理必须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规制。

首先，在监管理念上，应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的思路，从传统事后反垄断，转向事前规制与事后监管并重，为“守门人”平台划定清晰的经营“红线”。

其次，法律工具亟待完善。《反垄断法》中需补充规制“算法共谋”的条款，如引入“可反驳的推定规则”，即当算法导致数个平台价格趋同且无合理解释时，可推定协同行为存在，以此破解“技术黑箱”的举证难题；《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需细化“反内卷条款”；《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需引入“平台受托责任”，遏制平台滥用“技术中立”原则。此外，需加快健全覆盖平台零工经济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界定平台用工组织者责任，并探索建立政府、平台与劳动者三方共担的社会保险新模式。

最后，有必要强化数字平台的以数据为核心的行政监管与执法机制。当前，国家数据局的核心职能在于数据战略的统筹规划与数据要素的治理，而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等部门则分别在反垄断、劳动保障、网络安全等领域拥有法定执法权。关键在于构建以国家数据局为专业支撑、各执法部门分工负责、信息共享、行动一致的高效联动体系。应探索建立常态化会商与联合调查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在此机制下，整合各方力量，吸纳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组建专家委员会，为复杂案件提供技术咨询，实现对平台核心算法、数据应用的“穿透式监管”。同时，构建由政府、平台、行业协会、商户、劳动者等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各方在平台核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为平衡监管与创新，应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对市场创新举措给予制度包容，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在规范中促进发展。

专家介绍：刘学文，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国家级）、中国—中亚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国家级）、国际法研究中心（省级）研究员。

【小贴士】

本次调查行动重点关注：1）零售电商平台：包括京东、淘宝&天猫、拼多多、唯品会、抖音电商、快手电商、小红书等；2）本地生活（即时零售）平台：美团、淘宝闪购、饿了么、京东外卖、抖音本地生活等；3）跨境电商平台：亚马逊、速卖通、Temu、SHEIN、TikTok Shop、Lazada、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等；4）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享道出行、如祺出行、哈啰出行、高德、百度地图等；5）在线酒旅平台：飞猪、携程、去哪儿、途牛、同程、艺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