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江陵越王剑、广汉三星堆——被低估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

▲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早期冶铜业的中心在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后期，这里就已出现了个别的铜器。但中原铜矿资源贫乏，且开采得早，枯竭得快，要持续发展青铜冶铸业，势必另找原料基地。长江流域多铜矿，商王朝势力向长江流域突进，应主要是为了这里的铜矿。同时，商人的南下也为长江流域的土著带来了先进的青铜文化，进而加速了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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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长江流域的

青铜文化

长江流域迄今已出土的、年代明确的青铜器群，以湖北盘龙城商代早期遗址和墓葬所出土的最久远。在盘龙城的楼子湾、李家嘴等地的墓葬中，已出土数百件青铜容器、兵器、生产工具等。这批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器物的组合诸方面，与河南郑州二里岗所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完全一致,应出自商人之手，表现出两地文化的高度一致性。

盘龙城遗址同时也出土了许多炼锅，发现了一些孔雀石、木炭、红烧土等，说明这批青铜器应是就地冶铸而成的。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由容器里侧平滑以及器表花纹浮于器面等现象可知，其铸造工序应是先制模，模上雕花，再制内外范。而从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大小不等、花纹各异来看，应为一器一范。器表光滑，说明范铸后已行打磨修饰。

盘龙城出土的二里岗期青铜器，只能视为中原青铜文化向长江流域的延伸。而真正能体现商代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水平和风格的，是湖北其他地区及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出土的大批青铜器。

湖北崇阳县于1977年出土铜鼓一件，铜鼓通高75.5厘米，重42.5公斤，由鼓冠、鼓身、鼓足三部分构成，饰以饕餮纹，是我国迄今所出土的最早的铜鼓。较之《商周彝器通考》所著录的现收藏于日本泉物博古馆的商代双鸟饕餮纹铜鼓，此铜鼓在纹饰、造型、铸造工艺等方面相似颇多，但更为原始、古朴。

▲盘龙城出土的钺 摄影：郝勤建

提起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的人面方鼎、四羊方尊。其实，湖南境内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迄今已达300余件，是长江以南发现商代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基本上属于商代晚期，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相比，无论造型、纹饰和铸造工艺都别具特色，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或体大而重，如宁乡等地出土的10余件大铙，一般高80厘米左右，每件重约80公斤，最重者达154公斤，不见于其他地区。或奇巧而秀丽，一部分器物以立体的动物形象作为饰物，如象尊、牛尊、鸮卣等，极具写实倾向，与中原出土的鸟尊、兕觥等庄严古朴而图案化意味颇浓的同类器相比，显得清新自然。

江西新干商墓未发掘以前，人们只能据吴城文化遗址出土的为数不多的青铜器估量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发展状况。新干商墓出土的铜器达480余件，这批青铜器的器类及其组合形式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却又有显著的地方文化特征，双重文化因素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其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装饰手法上。如卧虎大方鼎鼎耳上的卧虎，双耳耸立，凸目吊眼，口略张，内露两排三角形的利齿，粗项直腰，尾部上卷，屈足，作似卧欲跃之状，颇有百兽之王的雄姿。如此造型的老虎形象，不见于中原及其他地区。

长江流域迄今所见的商代青铜器，以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批器物最为奇特。有常见于中原地区的尊、罍、彝、盘等礼器，也有戈等兵器，但主要是人头像、人面像、跪人像、爬龙柱形器、神树等商代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器物，尤以众多的青铜人物雕像令人瞩目。

▲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西周时期长江流域的

青铜文化

商代末年,以太伯、仲雍为代表的周人南奔，以及西周早期周王封侯，导致中原周文化大量涌入长江流域，推动了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此时期，长江流域无论是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的烧制，还是青铜器的铸造，都发展迅速。

近几十年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苏等地陆续出土了许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有江苏丹徒区烟墩山宜侯墓及其附葬坑出土的鼎、簋、盂、觥、盘及角状器等，安徽屯溪县1号墓出土的鼎、尊、盂、盘及五柱器等。这些青铜器，除个别出自窖藏外，大多出自土墩墓。所谓土墩墓，是宁镇地区和皖南地区土著的一种特殊墓葬形制，在太湖流域也有发现，其主要特点是平地起封土，无坑或浅坑。这些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比较复杂。有学者将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分成四类，即中原型、仿中原型、土著型和近土著型。

▲王子午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长江中游地区，早在北宋时期，湖北就有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即著名的“安州六器”。湖北各地普遍出土的是西周青铜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江陵万城、黄陂鲁台山等地出土的早期青铜器，有着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另一类为随枣走廊地区的随州、京山、枣阳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与曾国有关。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发掘，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器类组合和形制特点与已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姬周文化遗物具有诸多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座墓葬中出土有“曾侯”“曾侯谏”的铭文，进一步证明此处应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湖北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中，以曾国青铜器为最多，如在湖北随州、枣阳、京山等地的曾国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201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宜昌万福垴发掘出土青铜鼎1件，甬钟12件，甬钟钲部至鼓部一侧刻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铭文，其铸造年代为西周中晚期，为研究楚国早期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方鼎 摄影：余乐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

青铜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由统一而分裂，诸侯称霸，最终由秦国结束了列国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东周青铜器的演变，也充分反映了上述社会变革：一是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大量增加，二是青铜器的地方性显著加强，三是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以楚文化为表率的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表现得尤为明显。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又一个绚丽灿烂的阶段。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发现楚国的青铜冶铸不仅十分发达，还自成体系，独具风格，并对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楚鼎中最具特色的是束腰平底鼎，也叫升鼎，仅限于大型楚墓或楚附属国国君墓葬如曾侯乙墓、蔡侯墓中有发现，这是显示楚文化考古学特征的一种重要器型。升鼎的独特之处在于束腰、平底、外撇耳，腹周有攀附兽。

曾国的青铜铸造技术一度领先于楚国，但随着楚国的迅速崛起，其青铜文化也开始发达，以至于鼎盛，这对在春秋中期即已沦为楚国附庸的曾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影响之强烈是不言而喻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便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曾楚青铜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

▲曾侯乙墓出土编钟 摄影：郝勤建

以编钟、九鼎八簋、尊盘、建鼓座为代表的曾侯乙墓青铜器群，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载体，也是战国早期青铜铸造技术与装饰工艺高度成就的代表。其一，复合范铸造技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二，分铸法有了新的进步；其三，具有完善的铸接、焊接技术；其四，铸镶、错嵌工艺十分成熟；其四，铸镶、错嵌工艺十分成熟；其五，铸造工艺技术达到新的高度，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中，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最精美也最复杂，是中国青铜铸造的最杰出作品；其六，装饰华美。总之，曾侯乙墓青铜器群代表了铁器普遍运用之前先秦时期金属工艺的高峰。

在长江下游地区，与耕战相关的青铜兵器和工具，作为吴越青铜文化的两根支柱，得到空前的发展，尤其是铸造了许多精美的兵器。在吴越所铸青铜器中，兵器既精且美。

在已出土的“吴戈越剑”中，越王勾践剑是其中的佼佼者。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江陵望山楚墓，剑出土时，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毫无锈蚀。剑全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剑身一面近格处有鸟篆铭文两行8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越王勾践剑，湖北省博物馆馆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发达，一方面是在商、西周时期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这里丰富的红铜资源，吸引中原王朝不断南进，促进了“金道锡行”的形成；另一方面，楚国迅速崛起，特别是楚人“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和“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深刻地体现在青铜铸造技术、工艺、审美等各方面，开创了青铜文化的新气象，并且对长江上下游地区及中原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

在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凡重要一点的事情都和青铜有关系。青铜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能够大量开采冶炼的金属。汉代以后，随着冶炼温度的提升，铁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而青铜则主要用于铸造铜币，又因青铜含锡，可以磨得很亮，故也多用于制作铜镜。到明代后，黄铜出现，青铜的应用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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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旭辉 周伊萌

美术指导：崔玮

美编：李芸桦

校对：段海英

审核：柳向阳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