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退守台湾后，国共双方之间出现了持续几十年的另一种斗争形式

烽火连天的岁月进入一九四九年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日益衰败不堪——政治上愈加腐化堕落，军事上已成强弩之末。

此种情况下，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只得率领着残兵败将，凄凄惶惶地退出大陆，进驻台湾。

之后，蒋介石借助着天险台湾海峡，依仗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继续垂死挣扎，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

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图像）

随之，福建省的厦门和由台湾省管辖的金门两地，分别成了新中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对接”前沿。

建国第二年，因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国际形势骤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被迫搁置，国共双方暂时处在了隔岸对峙的微妙状态。

这时，国共双方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互相予以“言论讨伐”，隔空“打嘴仗”。

在厦门，大陆先后设置了角屿、香山、石胄头、白石炮台等政治宣传站点。其中，角屿站是最早开始工作的，也是厦门距离金门最近的一个广播点，两者相距三里多地。

厦门广播站点旧址（图像）

为了与大陆唱对台戏，台湾当局也围绕厦门，在金门及其附近岛屿建立了湖井头、龟山头、大担等广播站点。

起初，大陆的政治宣传主要是针对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原籍大陆的众多的国民党将士，鼓动、呼吁他们勇敢地离开台湾，回归大陆，与家人团聚，安居乐业。

宣传内容之中，包含有多项奖励政策。如，携带武器回归，可给予五十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的奖金；驾驶敌机返回，奖励一定数量的黄金等。

同时，还向亡命海外的国民党军兵郑重承诺：一旦回到大陆，将确保其生命及随身财物安全，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虐待。

返回后，凡是有参加工作意愿的，一律由政府负责安置；愿意回家务农的投诚者，政府发给足量的返乡所需的一切费用。

另外，大陆还定时播报反映新中国旧貌换新颜、形势一派大好的内容——土地革命、工农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军事力量不断强大等。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图像）

揭露蒋介石在大陆及到台湾后的黑暗、腐败、独裁统治，也是大陆对台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大陆解放之前，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得无数民众无辜丧生于内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等。

蒋介石到台湾后，强行抓捕福建东山岛上一个渔村的成年男性，导致该村成了“寡妇村”；武力压服台湾人民等。

大陆的对台宣传活动，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台湾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原籍重庆黔江、名叫徐廷泽的空军上尉，驾驶着一架美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成功脱离反动阵营，在福建的龙田机场安全着陆。

驾机起义的徐廷泽（图像）

徐廷泽的弃暗投明之举，受到了我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予了徐廷泽应有的褒奖——升任其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少校军官；获得了两千五百两黄金奖励；受到了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寄身台湾的国民党将士中，除了找准合适的机会，驾机回到大陆的，还有凫水回来的。如，驻守于金门等地的一些国军士兵，他们借助篮球、行军锅等物品，于夜间泅渡到厦门。

对大陆的政治宣传，金门等地的国民党守军，根据台湾当局的要求，采取了相应的“自我管制”措施，同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向宣传活动。

金门广播宣传站点旧址（图像）

其一，通过制造噪音，干扰、限制己方人员收听大陆的宣传内容；其二，加大对金门地区的管制力度，严格管控收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有助于游泳的球类等器物，甚至严令金门等岛屿上的军民不得下海游泳；其三，收集大陆的一些讯息，进行“丑化”、“歪曲”宣传；拉拢、诱导大陆军民前往台湾。

可惜的是，他们的努力，没能彻底阻止国军士兵“起义投诚”现象的一再出现，也没能达到他们“诱骗”大陆军民的目的。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海峡两岸的宣传方式、内容在发生变化。

双方都开始注意通过香港或其它国家（地区）的媒体，获取对方的有关信息，然后予以编撰、发布，进行更有针对性地“舆论攻击”。

那时，台湾的政工部门还采用了一种另类的宣传方式——通过金门的广播站或他们的电台，向大陆“输送”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台湾女歌手邓丽君（图像）

时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九七九年伊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向全世界，庄严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

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海峡两岸之间，密切磋商，终止长久以来的、军事上的敌对状态；加强交流，实行“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等。

此后，大陆、台湾两地的政治形势开始缓和向好。于是，两岸“政治博弈前沿”的宣传内容和风格又在发生变化，变得“柔和、亲切”了许多。

如，厦门广播宣传的开头语更换为“亲爱的国民党军、金门同胞们”；金门的则改变为“亲爱的大陆同胞、朱毛军官弟兄们”，一扫过去那种剑拔弩张的氛围。

境况一变再变，形势越发利好。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海峡两岸统一”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心内容为“国共两党对等交流、会谈，共同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九个方面的问题。

正在讲话的叶帅（图像）

接着，一九八二年四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叶剑英委员长谈话的基础上，针对台湾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

这种政治氛围的出现，使得蒋经国掌控下的台湾当局的有关政策开始松动：一九八七年，跟随蒋介石从大陆退守台湾的老兵，实现了经由香港，回大陆探亲的迫切愿望。

这样，两岸结束了几十年的隔绝状态。

随着大陆、台湾两地关系好的势头的接连展露，一九九一年四月，大陆的厦门前线广播宣传工作结束。继而，金门广播站的播音数量日益减少。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代表在香港会晤，双方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即“九二共识”。

至此，台湾金门地区的战地宣传机器彻底关停；厦门、金门两地历时几十年的“对话”活动画上了句号，成为了历史。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国共对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