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后，73岁的女特工透露，我当年在上海找的流浪儿就是毛岸英

1988年，73岁的老党员、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资深特工李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不是一位中央首长对我说，‘中央特科’的事，保密期限已经过去，可以讲了，我会把这段经历带去见马克思。”

李云口中的保密事件究竟是什么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一段什么鲜为人知的历史呢？

01

1935年，中央特科驻上海办事处的情报人员李云接到一个指令。这个指令是她的上司同时也是她爱人的徐强给她的，要她去老西门一带的流浪儿里，找两个烈士的小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操湖南口音。

那时，李云还不知道，徐强口中这两个烈士的小孩，就是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这件事，要从兄弟俩的悲惨童年说起。

1922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孩子在湖南长沙出生，毛泽东内心充满了喜悦，给孩子取名为毛岸英。岸，高大、伟岸之意，英，才智过人之意，岸英这个名字，寄予了毛泽东的殷切希望。

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来往，于是，尚在襁褓中的毛岸英也跟着父母四处漂泊，先后去过上海、广州、武汉。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将屠刀对准了共产党人，大革命遭到失败。就在这时，毛泽东以惊天气魄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为岌岌可危的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道路。

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湘赣大地上爆发，而领导这次起义的正是毛泽东，这场起义因为在秋收时节举行，所以也被称为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随后，朱德也将南昌起义的部队拉来井冈山。朱毛会师，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因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成了上到蒋介石，下到湖南各级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甚至开出了25万大洋悬赏朱、毛人头，可见其丧心病狂。

这些危险，毛泽东在起以前就充分考虑到了。他在起义前就把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一起秘密送到岳父杨昌济家避难。谁料，夫妻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1930年，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对井冈山红军的作战中屡屡失败，气急败坏的他将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红军家属。而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毛泽东，其亲属自然成为何键报复的首要报复目标。

何键派人探查到杨开慧躲藏在老家板仓县，于是派人前去抓捕。11月14日，坚贞不屈的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英勇就义。杨开慧就义后，留下了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他们被外婆向振熙接到家中保护了起来。

听闻杨开慧处决的消息后，毛泽东内心十分悲痛，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为了三个儿子的安全，他写信给岳母向振熙，让她把三个孩子送到上海，在那里有地下党的保护，相对安全。

1931年春节过后，60岁的向振熙和媳妇李崇德，带着三个小孩先是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到武汉后再换坐轮船，最后到达上海。

当时，毛泽东之弟、时任中央财政部长的毛泽民刚好正在上海办事，于是，三个孩子就送到了毛泽民手中。毛泽民把毛岸英兄弟带到了大同幼稚园。分别时，毛泽民嘱咐他们，在这里要好好学习，听老师话，叔叔会再来看你们。

大同幼稚园是周恩来在上海法租界办的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子女。我党牺牲的高级领导人，比如澎湃、恽代英等人的子女就收留在这个幼稚园。毛岸英兄弟进幼稚园后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受到特科的保护。

就这样，毛岸英兄弟等开始了在大同幼稚园的学习和生活。

02

当时大同幼稚园的负责人是有着“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实际上却是特科的地下情报人员。

在大同幼稚园里，毛岸英兄弟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为吃穿发愁，幼稚园的老师也很和善，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得的欢乐时光。然而，好景不长。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这两人叛变后，将我党的地下情报网全盘托出，使得上海的情报网遭到了极大地损失，情况变得十分危险。

虽然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作掩护，但还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期间，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要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通共”论处。

租借巡捕房也经常来幼稚园盘查，询问这些小孩的父母是谁，做什么工作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一天晚上，毛岸龙突然发起高烧，呕吐不止，保育员随即把他送到了广慈医院，经诊断是细菌性痢疾，但是最后还是抢救无效死亡，三兄弟只剩下岸英和岸青了。

1932年3月，幼稚园的保育员管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都联系不上。特科人员经过分析，很可能是被敌人抓了。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特科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

对于这些收养的孩子，采取三种方式疏散：有家可归的，遣散回家；无家可归、但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无家又无亲友的，托付给与党有关系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属于第三种，特科决定托付给董健吾抚养。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了董健吾的家，从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董健吾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照顾有加，不仅让他们吃的饱、穿得暖，而且还经常领他们去看电影。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过得还不错。

但是，董健吾家是上海特科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人来人往不说，离租借巡捕房还很近。把两个说湖南话的小孩寄养在他家，很容易让外人起疑心，一旦遭到特务盘查，后果不堪设想。

特科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还是不太适合住在董健吾家，于是让董健吾为毛岸英兄弟俩另寻住处。

董健吾思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了，最后将两个小孩托付给前妻黄慧光抚养。当然没说是毛泽东的孩子，只说是一个朋友的小孩。

03

黄慧光家里本来就有四个小孩，现在加上毛岸英兄弟俩，一下子要抚养六个小孩，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压力确实很大。好在，董健吾每月能从特科领30元交给黄慧芳，作为两个小孩子的生活费，所以日子还过得去。

然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对我党在上海情报网的打击力度也在逐渐加强

中统特务采取“细胞渗入”的手段打击上海特科。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不押回监狱，直接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潜伏到系统内继续工作，其他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已经变节。

这些变节的叛徒就像一个个坏死的细胞一样，侵蚀着整张情报网，到最后，我党的情报人员基本被中统掌握。

就像中统的报告里所说：

“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 自1933年9月开始， 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 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

在这种手段打击下，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网几乎被摧毁殆尽。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即行动科，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队长龚昌荣被枪决，其余成员也大部分被杀害。

从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共遭到三次大的破坏，三任书记先后被捕，党员干部损失巨大。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临时班子， 暂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然而，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在此情形下，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中央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余的党员干部转移出上海。

这样一来，组织上对毛岸英兄弟的月供也中断了。雪上加霜的是，董健吾本人因为具有“红色”嫌疑，被教堂辞去了牧师这一职务，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且，因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浦化人被捕，也不得不隐藏起来。

董健吾

04

没了生活费来源的黄慧光，独自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两个“来路不明”的湖南娃子，生活异常艰难，终日提心吊胆，稍有风吹草动就搬家。

而这时毛岸英两兄弟又是爱玩的年龄段，经常跑出去玩耍，这让黄慧光很是恼火。她生怕兄弟两在外面惹事，给她引来麻烦，于是有时候气急了就会打骂他们兄弟两。

对于这段经历，日后毛岸英曾向妻子刘思齐回忆道：

“我们到上海后，在幼稚园住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告诉过你，有一天岸龙的小床空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不久，幼稚园解散了，我俩住到了一个牧师家里，时间不长，我俩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其实不是大老婆，是董健吾的前妻）的家里，大老婆姓黄。大老婆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儿子比我们小，他总欺负我们，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经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楼梯下的小黑屋里，我后来才知道那小屋是住家放扫把、拖把的地方。”

兄弟俩黄慧光家经常受到打骂，尤其是毛岸青，黄慧光有时候还会拿重物打他的后脑勺，导致后来还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在这种情况下，自尊心强、脾气脾气倔强的毛岸英为保护弟弟，一气之下带着毛岸青离开黄慧芳家，来到了大街上流浪。

董健吾知道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后，非常着急，立即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特科。

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特科撤销，剩余的大部分党员干部撤走，只在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总负责，徐强负责情报工作，李云则是徐强的妻子。

徐强命人去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下落，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李云。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要找毛泽东的孩子，只说是找两个烈士的孩子。

李云

05

这里要介绍一下李云。

当时李云只有20岁，放在现在，也只是一个追追剧、逛逛商场的小姑娘。但是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很多人很早就把青春献给了革命，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李云就是其中一个。

十四岁时，李云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并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主管学生事务。第二年小学毕业，只有十五岁的她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从此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暂由陈云负责。为了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陈云决定启用一批顾顺章没有掌握的新鲜血液来补充特科，李云就是这时候加入特科的。

刚刚加入中央特科的李云，对这个中共最神秘的组织充满好奇，但他的单线领导，也是后来的丈夫徐强告诉她：

“特科最重要的纪律就是该你知道的，上级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什么也不准问。”

当时李云还是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女，但是“守口如瓶，坚决服从”这条最重要的准则，已经深深刻到她骨子里了。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她始终把这作为工作的第一准则。

所以，当丈夫徐强告诉她要去找两个小时时，她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日后，李云回忆说：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

特科判断，毛岸英两人应该就在附近一带流浪，没有走远。所以安排人在黄慧光家里附近一带寻找，而李云被分配的区域则是老西门一带。这样，李云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寻人之旅。

也许有人会说，找个人有什么危险的，这样说是对那个时代了解不够深。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特务眼线无处不在。向忠发就是从家里出来，在街上打车那么会功夫，就被特务发现，从而被抓走。

而李云一个才20岁，带着个眼镜、文文静静的小姑娘，要去寻找两个操湖南口音的小孩，可以想象有多么危险。

李云

李云后来回忆这段寻人历程，说道：

“我也困惑啊，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桥小菜场附近有家专门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拿剩饭剩菜施舍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拥而至抢饭吃；还有铁马路桥堍，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
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我曾怀疑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但徐强说，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

终于，1936年夏天有了线索，有人反映说在一个破庙里住了两个小孩，年龄、样貌、口音基本都符合。李云去看了，但是拿不准，于是上报特科，特科派冯雪峰去接触。

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形，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天，破庙里来了一个工人装束、上了年纪的人，他用湖南话与这两个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内容总是围着“你是哪里人？”“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在家？” 等家庭情况与身世转来转去。
小哥儿俩因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觉，我的伯父（毛岸英）甚至悄悄将两块砖头备在了身后……但渐渐地，他觉得这个工人老伯不仅面容和善，语气和蔼，而且心地也极为善良，他终于明白了，这个人是亲人派来寻找他们兄弟的……

就这样，毛岸英兄弟俩在流浪近一年后，终于被组织重新找到。

当时东北军的李杜将军正要借去欧洲考察的名义，前往苏联，召集东北军旧部。于是，党组织将毛岸英兄弟托付给李杜将军，把两个小孩带到苏联去。

自此，毛岸英和毛岸青最终结束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流浪生活。

06

对于毛岸英兄弟遭受的苦难，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革命事业任重道远，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只能把对儿子们的思念和牵挂默默的放在心底。

毛岸英到苏联后不久，有人向毛泽东寄去了几张他们兄弟两的照片，毛泽东收到后，非常高兴，立即给他们写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我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上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

虽然只是聊聊数语，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之情。

建国后，毛岸英曾和爱人刘思齐一起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当别人退场时，他却久久不动，刘思齐望向他的时候，发觉他已经泪流满面，说：

“除了被资本家收养，三毛经历的事情，我全都经历过。”

毛岸英在苏联期间不仅认真学习，还报名参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1945年二战结束后，毛岸英回到祖国，和父亲相聚。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自私的把毛岸英留在身边，而是让他去基层历练，去和农民、工人接触，去了解中国最真实的状况。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第一个报名，成了彭德怀手下第一个志愿兵。入朝一个月后，毛岸英在一次美军轰炸中牺牲，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毛岸英兄弟的童年遭遇，不仅让我们感到同情和辛酸，更体会到那个年代革命者的艰辛。毛主席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新中国，失去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