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走敦煌：六位艺术家的减速演练

《挺重的》 莫倪健 《漏沙的衣服》 杨健

◎刘婷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5号展厅，曾经是名人馆，即一般博物馆常设展的所在地。但是由于展览太多，名人馆就被改造了，展出过需要玻璃柜保护的明清大家作品，放映过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是插画专业固定的毕业作品展厅，也被声音艺术家看中做过场域作品。这个展厅只有入口，这种洞穴式的空间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普通白盒子空间的可能性。“乡音与沙漏——浪走敦煌驻地项目第一季”就在这个空间铺陈开来。

一次策展撤退

“浪走”原是敦煌方言里“无目的闲逛”的意思。策展人林书传把它当作展览的暗号：它拒绝阐释，只提供一个动作——无目的、无终点的游荡。于是，为期30天的“浪走敦煌驻地项目第一季”被转译为一场名为“乡音与沙漏”的减速演练：把敦煌从旅游打卡点、学术田野、文化资本里抽离，重新吹回风沙里。

项目将艺术家们抛入敦煌的地理与文化场域，使其经历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言的“阈限”状态——脱离原有社会结构，悬浮于“既非此也非彼”的过渡地带。他们感知沙漠的呼吸、触摸历史的肌理，并在作品中尝试描绘这种与陌生环境建立的情感纽带。

展览以“沙漏”为母题，沙子不是象征敦煌，而是提示“漏”这一动作本身——时间、记忆与身份从孔道渗出，永远合不拢。展厅因此拒绝“结果陈列”，草图、语音日记、旅馆收据、地图截屏被等距悬挂，像一条缓慢展开的行走编年史。观众必须弯腰、侧身，甚至匍匐，才能读完一段被风蚀的文字——身体被迫模拟艺术家在沙丘上的姿势。

策展人退到“守门人”位置：只负责打开或关闭沙漏阀门，让艺术家自行漏下自己的时间颗粒。这种“弱策展”把展览从“作品陈列”变成“过程显影”，也把敦煌从目的地还原为振荡器。

六位艺术家的“非代表性”

策展人把展厅处理成一条必须反复兜转的戈壁小径。没有中心焦点，作品像被风沙吹散的营地，留下的是“过程档案”——车票、日历、被磨花的鞋底，与“结果物件”——漏沙的衣服、暗夜舞蹈底片并置。观众被迫在两者之间来回折返：你刚被一张车票上的手写字拉进个人叙事，又被一阵沙粒从漏沙衣服中泻下的声音打断。展厅于是成为“沙漏”中间的狭窄孔道：一端是艺术家，一端是敦煌。时间不是线性流逝，而是被重力反复筛动。

艺术家杨健以独特方式回应敦煌石窟：他在玉林河河道开凿了一个洞窟，这件名为《未命名》的作品特意献给历史上的无名工匠。杨健表示：“这个窟不是献给神仙或皇帝，而是献给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动者。”

《漏沙的衣服》是一件影像装置作品，杨健有一天在思考一件现在已经忘记的事时，想到改造一件衬衣，衣服的两肋有对称的长方形进沙口，胸腹部有几个布漏斗。“我驮着一座小小的沙丘爬行，背上的沙因为身体的运动而滚落滑进肋部进沙口，最后通过沙漏流出，在地表留下几不可见的沙线。”录像就是这件衬衣的使用说明。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说，地方不是“被居住的空间”，而是“正在进行的编织”。杨健把身体放进编织里，让织物和意义自行解散。

何岸的装置作品《九霄》，以废弃纸盒为媒介，作品通过剥离纸盒表面铅层，将其转化为轻盈悬浮的“表皮”，与氦气球形成巧妙对话。四块铅化纸板保留原始痕迹，胶带、褶皱等细节未经修饰，展现材料本真状态。

宁浩翔的肖像绘画是从2012年至今还在继续的作品，现已近千张。他认为，肖像画只是他创作过程中的一个作品，对他来说不是类型和题材的问题，而是关于观看的问题。驻地项目结束后，他凭着记忆和想象画了一张女子肖像题为《甘州小娘子》。观众永远无法拼合完整的“地方肖像”，只能与宁浩翔共享一次短暂的一瞥。艺术上惯有的权威凝视被稀释成一种礼貌的打招呼式的观看。

杨欣嘉以特殊方式完成了作品《小野的假期》，他带着11岁的儿子从广东普宁出发，坐火车辗转抵达敦煌，这段旅程被记录为九段影像。作品突破了项目“独自前往”的规则，因其核心正是父子间关于艺术、人生的真实对话。作为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的艺术家，杨欣嘉通过这次旅行，将个人情感与创作融为一体，在戈壁与铁轨间完成了一次温情的代际交流。家庭时间与地方时间被双重曝光，儿子的声音与展厅的空调嗡鸣混响。

莫倪健以独特的“城市游击”创作方式完成五件作品。他拒绝前往知名景区，而是用十几天时间徒步丈量敦煌居民区，用手机App记录行走轨迹，延续了他“出了家门就是工作室”的创作理念，将敦煌的市井生活转化为充满在地质感的艺术表达。这些作品既是对敦煌日常的捕捉，也是艺术家与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相遇方式。

莫倪健的《挺重的》很有意思，远远就看到墙上挂着一个破了的塑料袋，墙面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黑色不规则线段，地上躺着一块刻着“敦煌”的生了锈的金属块。我在想，这又是什么“五条人（乐队）模仿艺术”啊？结果策展人走上前去，把“敦煌”块扶起来，恰好在那些黑色短线下方，画面顿时变得二次元起来。原来是“塑料袋装不住敦煌”的意思。莫倪健取了敦煌街道其中一个路灯电路的遮盖铁板，铁板很重，表面“敦煌”涵盖的信息也很重。

胡佳艺受地域战争触动，创作行为影像《最后一战》。艺术家将家庭空间改造为暗房，随着音乐起舞，通过房间漏光在相纸上留下舞动的身体痕迹。在创作过程中，歌词“我亲爱的小女儿，我向你保证，这将是最后一战”成为日常背景音，最终呈现为一组身体摄影、记录眼睛特写和行为的影像装置。多重空间和维度被压缩在同一个画面里，像是在讲述每一个被裹挟、被牵连、被影响的普通人身不由己的命运。

把不确定性当作立场

传统人类学强调“深度”，“浪走”项目却强调“耗散”。艺术家们没有带回“文化样本”，只带回被沙尘磨钝的相机、晒脱皮的手臂、一段段无法说明白的心悸。展览把“不确定性”本身当作立场：不去回答“敦煌是什么”，而是让敦煌在一次次渗漏中保持开放。

展厅出口处没有总结墙，当观众开始思考，如果我去敦煌我会做什么作品，以及思考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就从“观看者”滑向“潜在浪走者”——人类学的反身性在此处到达：不是让艺术家代表地方，而是让你体验“无法代表”的焦虑。

“浪走敦煌驻地项目第一季”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接触实验”，艺术家作为“他者”深入敦煌的时空褶皱，其创作结晶成为解读跨文化相遇、身份协商与意义再生产的生动民族志文本。“浪走敦煌”不提供地方志，只生产微差异——沙粒每次翻转后的重新排列——它把自己定位为“弱人类学”，有意识地削弱艺术、人类学、旅游业对地方的“权威”式解读。

“浪走敦煌”的价值，也远不止于呈现一批沾染大漠气息的作品。它向我们展示了当高度自觉的当代艺术创作者深入厚重的文化“田野”时，所激发出的复杂化学反应——理解与误读共生，敬畏与挪用并存，传统被激活也面临新的挑战。项目如同一把插入流沙的标尺，丈量着文化接触的深度与难度，它为后续实践提供了珍贵范式，也留下许多待解的课题。

敦煌没有被展览“照亮”，反而因沙漏的反复倒置，继续沉在朦胧里——像一句还没说完的方言，像一次尚未抵达的浪走。或许这也是这场展览最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供图/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