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骚扰诽谤，国外是怎么处理的？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起不起眼的法庭案件中，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逆转。

两名成年姐妹控诉她们的叔叔，曾在她们童年时通过言语与电子邮件对她们性侵犯。

但却最终被判构成诽谤，反而必须向叔叔支付高达12.5万美元的赔偿及全部法律费用。

这起2013年的案件（范德库伊诉范德库伊，2013 ONSC 4796）成为了后世对指控者责任与诽谤法律边界的典型案例。

这并不是孤例。

2025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安德烈亚·克拉昆指控同事达伦·斯利曼多次对其竖中指，声称这是性骚扰的一种非语言形式。

斯利曼反诉克拉昆构成诽谤。

他辩称该手势是他对所有同事使用的“通用表达”，没有性指向性。

格拉斯哥仲裁庭最终驳回了克拉昆的性骚扰申诉。

“竖中指”不是性骚扰——只要你对男性和女性同事都这样做，法律规定

更广为人知的是约翰尼·德普与艾梅柏·希尔德的司法对峙。

德普指控希尔德在《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文章中含蓄暗示其曾实施“性暴力”。

弗吉尼亚州陪审团最终裁定希尔德需赔偿德普上千万美元（后因上限法律调整为35万美元）。

双方后来以100万美元和解。

这场全球关注的案子反映出：即便是名人，法律也坚持事实与证据优先，而非情绪与舆论。

在这些案例中，“被指控者”不再是沉默的受害人。

他们选择通过法律渠道反击，试图剥离污蔑，还自己一个清白。

正如哈佛法学教授艾琳·柯恩指出：“当控诉失去事实基础转而成为压迫工具时，诽谤法乃是一个重要的适度机制，它重申一个基本法理：任何指控也必须经得起审视。”（《2024哈佛法律评论》）

性骚扰指控往往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

一句控诉，可能立刻摧毁一个人的职业、社交网络、婚姻，甚至心理防线。

而问题在于，这种破坏的发生往往先于事实成立的判定。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成为放大器的时代，一则控诉帖很可能将一个人推向网络审判台，事业尽毁，家庭破裂，而事实审查往往滞后于舆论。

在传统司法体系中，“性骚扰”是被高度保护的指控类型。

公众对受害者的共情往往超过对证据链的推敲。

这种同情的道德基础，源自对长期压抑与系统性侵害的历史反思。

#MeToo 运动以来，无数个声音汇聚为一句响亮的标语：“相信她。”

但司法并不信标语。

它信的是证据。

正义的另一面不应被遗忘。

法律学者和社会学家提醒我们，正义不仅属于控诉者，也属于被错误指控的受害者。

这就是为何，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被控者选择反击，以“诽谤”为武器，在社交媒体和法院之间寻找一个通向清白的通道。

特朗普在ABC新闻诽谤案中获得$15m

ABC新闻已同意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支付1500万美元（1200万英镑），以解决一起诽谤诉讼，此前其明星主播错误地表示他被发现“对强奸负有责任”。

法律哲学家哈拉•纳吉在著作《正义的两重性》中写道：“一个社会若只鼓励人们声援指控而不允许质疑指控，那么正义行为便可能成为盖章的暴力。这不是正义，而是另一种强制。”

社会学者丽萨·本森则在一篇分析 #MeToo 运动效果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虽然#MeToo 为无数沉默者提供了说话的平台，但当公众合唱变得凌驾于事实之上时，我们必须警惕：忽视反证的社会或法律，仅仅是另一种权利失衡的温床。”

因此，法律体系正在发展一种机制：即使是性骚扰控诉，也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真理。

被指控者的反击，既是个人的清誉救赎，也是制度的自我保护。

在英美法系中，诽谤案件的成立，往往取决于四个基本要件：

1.被告发表了关于原告的虚假陈述；

2.言论已传播给至少第三方；

3.原告因此遭受具体损害；

4.被告在行为上具有“过失”——例如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若被告是公众人物，还需加上“实际恶意”的更高门槛。

普通人通常只需证明疏忽即可。

美国法院在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1974)的判决中明确：普通人提诽谤案时，对方只需“未认真核实事实”，就可能承担责任。

这一标准给了无名小卒，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反控污蔑的可能。

在高校领域，律所埃里克·罗森伯格LLP自2011年以来代理了数百起高校教授或学生被指控性骚扰的案件。

多位大学教授在性骚扰指控调查最终无责后，对学生提出诽谤诉讼。

尽管社会舆论常同情举报者，事实证明控诉者缺乏足够证据，反控往往合理且成功。

法律界专家、律师埃里克·罗森伯格称，“大多数案件以和解告终”，但诉讼本身就是对公共观点的一种纠偏。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代理了数以百计被误指控者，他们不是教授也不是名人，只是普通人。

很多人在校内被调查后清白，但仍选择走向法庭，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生涯毁灭的标签。”

一名教师起诉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

性侵指控被撤销后，索赔2000万美元

在澳大利亚，普通职员如果声称自己因“性骚扰指控导致职业前景严重受损”，而对方又无法举证属实，就可能获得数千至数万澳元赔偿。

司法在这里并未选择偏袒女性，而是通过举证责任平衡双方权利。

在美国，后街男孩的尼克·卡特控诉梅丽莎·舒曼诽谤，称其“知假而为”。

案件两度否决舒曼的反SLAPP申请（旨在保护公众发声权），并未因其女性身份或“受害者身份”而放松标准。

法律伦理学家托马斯·韦尔德在《伦理与公共信任》中写道：“法律不是舆论的放大器。保障舆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维护无辜者对自身名誉的救济权，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平衡。”

哲学家维多利亚·沃克也指出：“只有当道德共情与制度审查并存时，我们才能真正避免滑向‘指控即正义’的集体错觉。正义不能建筑在无根据的同情之上。”

这些评论立足于一个核心理念：制度必须既保护控诉者，也保护被控者。

如果只留下前者，则逻辑或情绪会成为真相的替代；如果只留下后者，则社会可能停滞于怀疑与恐惧之间。

我们不是为无罪者寻求豁免，也不是将所有控诉都推翻。

恰恰相反，我们强调：随意、未经证实的性骚扰指控必须被审视；恶意污蔑他人亦当法网恢恢，逃不开正义的代价。

在制度层面，这意味着：

任何人提出指控，都需承担举证责任。

任何被指控者，也应享有反控的权利与途径。

制度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尤其在公众情绪膨胀时更须理性。

《环球邮报》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性侵幸存者在讲述自己经历时，不能获得诽谤豁免。”

这听起来残酷，甚至政治不正确。

但从法理来看，它是一种必要的限权。

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无法容纳对其自身的反制，那它就不仅是脆弱的，更是危险的。

性骚扰指控者有权说出真相，但指控本身不能构成免死金牌。

否则，在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必将滑入一场任由情绪主宰的社会溃败。

性骚扰是一项严重指控，值得被聆听，被调查，被追责。

但聆听，不意味着相信一切；追责，不意味着无需证据；正义，不意味着谁先哭谁就赢。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让真相沉默，也不是让诽谤得逞，而是让正义有足够的空间说话。

诽谤不是力量，也不是正义。

只有真相，才值得免于指责；而非每一次指责，都等同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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