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镜头，扯下了中国底层女孩的“遮羞布”

2006年，摄影师赵铁林写了一本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取名为《她们》。

她们是赵铁林镜头里的这些主人公，是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在霓虹灯下游荡，在酒店外边徘徊，被人们唤作“小姐”的人。

赵铁林叫她们女孩子。

仅仅这一个词，留给人太多想象，也模糊了太多实感。

当人们心照不宣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对她们的存在讳莫如深。

赵铁林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那一张张或朴素或妖艳的脸，一个个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她们。

01

如果不是经商失败，赵铁林的人生也许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但人生没有偶然。

他四十岁之前的履历烙着时代的鲜明印记。

1948年生于辽宁北镇。在赵铁林的童年记忆里苦难来得太早。十岁时，父亲“犯错误”，母亲跳河自杀。

对一个乳臭未干、未经历世事的年轻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灭顶之灾”。

像南美丛林里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翅膀，这桩小事一步接着一步地改变了赵铁林的人生轨迹。

赵铁林

正值少年的赵铁林无家可归。他被下放到河南新乡耿黄公社杨九屯，在这里他过着最底层最没有尊严的生活。

当知青，他了解了农民；去矿山挖矿，他认识了矿工；招工到了工厂，他自己变成了工人。

在农村，队里派他夜里去看水泵、赵铁林一个人躺在机井房的地上，黑沉的夜空只有星星在闪，远处电厂透出明亮的光芒。

他在浑浑噩噩的人生中幡然醒悟，也许是时候为过往的岁月寻找一个表达与宣泄的出口了。

他想：我要写一本自传。

恢复高考，赵铁林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古典文学系。父亲不愿他再重蹈覆辙，志愿变成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

90年代初，面对南方兴起的经济热潮，赵铁林也不甘寂寞，决定投笔从商。

赵铁林在海南

在残酷的生意场上，迂腐的赵铁林很快就败下阵来，公司倒闭，赵铁林彻底破产，他无颜回北京见父亲。

赵铁林选择混迹于海南最底层的角落，这一停留就是十年。

02

其实，赵铁林开始拍摄纪录片的时间要比同龄的同行晚上好几年，可也是那几年的兜兜转转，最终让他找回人生的方向。

赵铁林浪迹海南的日子，颇有些传奇色彩。

他在英太村租了间不足14平米的小屋，800元的月租是当地最便宜的。

英太村，就是城市里的一个集中地。这个集中地大多数都是这些女孩子，基本就是同乡一个带出一个来，有湖南籍的，有四川籍的，甚至于还有东北的。

英太村

破产之后，赵铁林只能凭着摄影的手艺给小广告公司打零工为生，偶尔也会给周围的姑娘们拍拍明星照，赚点小钱。

赵铁林一个人住在那儿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笑话他，有的时候就敲赵铁林的门。他一开门，她跑了。

时间久了，沦落底层的赵铁林对这个所谓的另一个世界从陌生、好奇。

于是，他扛着摄影机到处游荡，搜寻这里的生活记忆。

他渐渐发觉，也许，自己命中注定要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连在一起。

他结识了许多人，和一些人成了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也听了很多故事。

或许，只有经历过人生的高潮迭起，才能通过镜头与她们感同身受。

发廊姑娘

这样，他首先和一个叫小竖的姑娘熟识了起来。

老家在四川的小竖被丈夫抛弃,而和她感情最亲近的哥哥却是一个当代的“袍哥”，不务正业还经常惹事生非，苦闷的小竖和几个姐妹来南方下海。

如今她已年长色衰，难有客人光顾，更不幸的是她还染上了毒瘾。

她想戒毒却没有条件。赵铁林前前后后花了四千多块帮她戒毒。四千块，对破产的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这事在街上几十家发廊很快传开，赵铁林获得了街上发廊的信任。以后赵铁林到哪家发廊拍照都不会遭到拒绝。

年龄较大的女人客人较少，但在十庙的歌厅里她们会用舞蹈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帮助小竖戒毒后，赵铁林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相机，正是记录这些姑娘们的世界的最好工具，他决定跟踪拍摄小竖的生活。

赵铁林

赵铁林受小竖之托，回小竖老家去看望她的哥哥。赵铁林看到了小竖当年的结婚照片，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风华正茂，跟现在的小竖判若两人。

最终已经无法在这个行业里继续下去的小竖，还是回了老家。分别时她告诉赵铁林也许只有家乡才能让她真正地戒掉毒瘾。

她想找一个归宿，就又结婚了，后来又被男人抛弃，最后疯了。

当地的那些灯红酒绿的街区里，繁华却没有丝毫的减弱。手持相机的赵铁林每晚在这些街区上穿行。

03

与小竖一样，发廊门口，面色忧郁的小丽，吸引了赵铁林的目光。

一天小丽忽然拉住他，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她从贴身的钱夹里掏出她丈夫和女儿的合照，说你能不能把我和他们制作到一块儿。

小丽老家在四川农村，少年丧母，青年丧夫。

小丽与孩女儿

19岁时，在城里做保姆的小丽，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并和他同居。一年后，他们的孩子降生，两人买了一辆机动三轮，拉客为生。

她丈夫碰到三个越狱犯抢车，他奋力反抗，不幸被杀。由于没有正式结婚，小丽不敢带孩子回老家。

经朋友的引荐，小丽在广州一家刚刚开业的酒店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此之前小丽从未接触过酒店行业，更不知道在酒店里还有一种叫做台的职业。

后来有人告诉她这叫“坐台”。

她才明白这件事，非常痛苦。

小丽

她想等有朝一日有了钱，要给他修一个碑、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她让孩子上贵族学校，入学费三万块。

为了给寄养在姨妈家的孩子每个月300元的抚养费，小丽只能留下来。

在老家与孩子

她不再想像将来如何能和她相爱的人成家立业；也不再想未来她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总之迎来送往。

阿V在安慰小舒

她把他葬在她自家祖坟旁边，没有碑，因为她没钱，只是个板子。

她想等有朝一日有了钱，要给他修一个碑、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她让孩子上贵族学校，入学费三万块。

弱者有弱者的卑微；弱者也有弱者的善良。

认识小丽的第二年春节，赵铁林跟随小丽去探访她远在四川农村的老家。

她的家一贫如洗。

一个牲口间，贴了一个1995年的挂历。

那间一贫如洗的小屋，让赵铁林无比震撼，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种跟踪拍摄的意义所在。

小丽

小丽的家乡地少人多、女孩子们到南方以特殊的方式谋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小丽不行，她一直珍藏着赵铁林拍的每一张照片。

只有在那些照片上，人们看不到她的过去，20岁的小丽还留下些许清纯。

当全村的人都对衣锦还乡的女孩子们欣羡不已的时候，这些概念早已经变得很苍白，甚至不值一提。

那些出去的女孩子，差不多都给家里盖了房子，还给自己留一小间，将来老了落叶归根。

04

从老家回到南方的城市，小丽继续她灰色的生活。

90年代末期，经济日渐萧条，姑娘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小丽心生离意，临走前她拉赵铁林来到郊外，让他最后一次为自己拍些漂亮的照片。

她戴着墨镜，赵铁林说这不像你。

她把墨镜一摘，“不像我？我什么样？什么是像我？你说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发廊门前的姑娘

回到四川的小丽和一个做司机的小伙子恋爱了。

每天早晨天一亮、那个小伙子要出车跑长途，她就绐他做汤圜，包子一样大的汤圆。

她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赵铁林也在，喝了很多酒。

她屋子旁边有山，赵铁林就爬上山，往下看到万家灯火，心里感到很悲痛，觉得她本来是一个正常人，过着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很多痛苦。

2000年的一天，巳经回到北京的赵铁林、忽然接到小丽的电话。

在电话里小丽泣不成声，几天前她的第二个男人开车时撞上了迎面的卡车，当场丧命。

05

赵铁林又拿起相机把镜头对准城市里更隐蔽、更肮脏、更低级的角落，一个聚集了民工和村妓的贫民窟。

在这里，也有了更让他震惊的发现。

1998年，赵铁林碰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代号阿V，16岁的少女，大大的眼睛清澈如水。

阿V生在一个北方城市，父母离异后，无人管教混迹街头，在旱冰场里认识了28岁的小吴，离家出走，跟随小吴南下。

她男朋友是一个诈骗团伙成员，这个团伙四个男人靠她一个16岁的小姑娘养活。

她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十三个客人，到手380元。

赵铁林刚一出现，男友小吴就盯上了他，他向赵铁林借钱，说要给阿V做流产手术。

在中西合璧得诊所过了半个小时，阿V痛苦的呻吟声停止了，手术结束了。

小吴扶着阿V到另一张床上休息。赵铁林去给他们结帐。手术费和今后几天内所须药品加在一起，共计300元。

她做手术的时候，快到三个月了，医生告诉他们，那时候胎儿太大，给再多钱，也没法做了。

她早就发现了，一直没做。一是没钱做手术，二是做了手术，十五天不能做生意。

男友让她做生意，做一天算一天。只要能挣到钱她男朋友就高兴。

挣够六千块钱是阿V的人生理想。拿着钱回家开一个店，然后和她男朋友结婚。

他们就像两个被生活裹挟着无力挣扎的人，互相依靠着取暖。

06

夜幕下的十庙，形形色色的人物，光怪陆离的夜景，小巷里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的是“等客”的女人；

天桥底下露天的“卡拉OK”，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光着膀子黑不溜秋的民工。

赵铁林常常混迹于其中，和他们一唱一和。

他们都和赵铁林一样，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被压在最底层。

在城市里，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从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将视角伸入他们的生活中，并且持续多年。

赵铁林的出现无疑给这个原本规范的格局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从事摄影三四年的资历，大部分照片使用相同的焦距段，全部使用黑白胶片，自己冲洗的工作方式。

一部入门级单反相机——尼康F801加一个35毫米镜头就是他的全部器材。

而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方式，悄悄伸入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却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从未有过的新体验，被社会学家称为“参与性观察”。

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

这张阿V环抱男友的照片成为了封面。

它超越了同类作品的窥私情节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进入到一种单纯而真诚的叙述层面。

他不断地叩问摄影作为媒介可以观看的底线，也不断地纠正拍摄者对于拍摄对象的判断尺度。

这些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形式感摄影的框架。

赵铁林被媒体扣上了“专拍小姐的摄影师”的帽子。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老赵说“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

“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在发现了16岁的阿V以后，赵铁林更是来了精神。

那一阵子，阿V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力，只要有空，他就要到阿V所在的十庙居民点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可拍摄的镜头。

即使没有镜头，他也要和她及她周围的人坐一坐，聊一聊。

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平实、赤裸、直接地呈现出来，不是为了让观众进行集体偷窥，或藉此题材进行赎罪式的道德忏悔。

通过这些，我们无可回避地认识了中国大陆的某个角落的底层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现实困境、真实情感。

她的尊严与屈辱，和“她们”共同映照出来相当不堪的当代中国社会面貌。

因为“小姐”系列，赵铁林曾被《摄影之友》杂志评为“2000年中国最重要摄影人物（30位）”之一。

当时，时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的黄平在为《即将逝去的记忆》一书所作序言中这样评述赵铁林的照片

——“这些照片，从艺术摄影的角度说，也属于江湖上的野路子。后来，他们都结集出版了。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一个会用镜头讲述故事的人”。

赵铁林的名片名字上总是有一个黑框。

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从五楼上掉下来没摔死；掉到海里没淹死，几乎遇到了一个人一生所能遇到的所有危险，但他说：“‘烟酒寻常事’，干这一行生死也不过是寻常之事。”

2009年5月20日，赵铁林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赵铁林的经典作品。其中那幅最为知名的阿V从后面环抱男友的照片足足占了版面的三分之二。

这组照片的标题是 《一个摄影师的路到底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