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说话的邻居：如果不是大妈报案了，他会被这种心理症状“杀死”｜我会拯救你22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会因为一些奇怪的规则而感觉到恐惧吗？哪怕你甚至看不懂它。

比如上床之前，鞋尖不能对床。

进山时不能坐在大树的树桩上。

听到塔里有小孩声音，不靠近。

这些规则大多来自于我们的地方民俗传说，至今还有一些老人以此告诫后辈。但是这些规则第一次听来的时候，挺诡异的，让人忍不住好奇这些规则为什么设立，违反了又会怎么样？

其实这些规则都是生活的经验之谈，树桩下容易有蛇，塔里的小孩声是因为有弃婴。第一条最简单，鞋尖对着床不方便穿。

我们的作者小圣带着这些怪异的传说，去到澳洲当社工，时常讲给自己的伙伴，吓唬对方一跳。

直到有天她也遇到了类似的“诡异”求助案例。

有个男人深陷在奇怪的规则里，他不举行“仪式”，就认为自己无法出门，出去了就暴毙。而这样的规则，男人生活中可能有大大小小几十条。

小圣必须将他从各种莫须有的“恐慌”里拯救出来，否则他将被逐出社区的生活圈，陷入社会性死亡。甚至，他将会不可控地走向自毁。

在澳洲年头久了，我发现 这里的 鬼故事 不吓人 。

他们提到鬼故事，无外乎是神秘学和暴力血腥，很少有让人细思恐极的。但是他们好像又很喜欢听鬼故事，所以每到团建，大家都吵着让我讲讲中式民俗鬼故事。

有一回，我就讲了鞋的故事。

从前有个妻子听别人说，只要把床前的鞋子一正一反摆着放，鬼就找不到床的位置。有一天半夜，丈夫去上厕所，妻子想起那传说，打算捉弄丈夫，把床前的鞋子一正一反摆好，缩回被窝继续睡。等丈夫回卧室，在床前来回踱步，就是不上床睡觉，嘴里还在嘀咕：“床呢？床呢？”

第二天，我看见一个同事把脚压在腿下，鞋子一正一反摆着，就故意问：“你在哪？”

他当场吓得嗷嗷大叫。

很快我发现，这种让人细思恐极的故事，真正恐怖的地方就在于给人设置禁忌，一旦打破禁忌，就会发生恐怖的事情，但是多数人又忍不住想要打破禁忌。

禁忌本身就是恐怖的源头，让这里的人害怕，又痴迷，以至于有的人过度脑补，自己吓唬自己。

我一直以为这种禁忌带来的恐怖只存在于和朋友的说笑里。

直到有天我在社工机构接到来访，经过调查，有一个男人活在自己的“禁忌恐怖故事”里好几年了。

最开始是一个大妈来找我们，形容自己的邻居最近很奇怪，我听她的形容，像是这个邻居“中邪”了一样：社区活动一直缺席，明明在家敲门也不应；白天不出门，晚上出来溜达，别人跟他打招呼，没有一点反应。

而这个邻居一年多前还不是这样的。

澳洲大部分社区，都有邻居互助的协定，大家很在意邻居的异常举动。在意到有时候我觉得是“多事”的程度。我甚至接到电话说邻居在搞巫术，咒杀社区所有人的情况——人家不过就是在摆弄万圣节装饰而已。

但这一次我还是决定去看看，因为听这个大妈的描述，她的邻居有可能是吸毒。“看着有点呆滞，脸色也不好，走路打晃。”

“反正他肯定出事了，”大妈言之凿凿：“但是他又活着呢，那是不是不能报警？”

被怀疑的这位邻居叫亚历山大。撂下电话后，我翻了翻记录，发现这个人没有什么存在感，没惹过事，但是不管中邪还是吸毒，我们都得上门瞧瞧，至少给邻居个交代，于是招呼同事一起去看看。

亚历山大家门口光秃秃的，铺了一层凸起的地砖，有三级水泥楼梯通往大门，楼梯旁边杵着一棵孤零零的树，走上楼梯，旁边是一扇大窗户，百叶窗拉得紧紧的。

同事按门铃，我把脸贴到玻璃上，百叶窗一点缝隙也没有。

“我们是社工，“我边敲窗户边喊，“有人吗？”

过了至少十分钟，他的声音从门铃的通话器里传来：“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我们和亚历山大的第一次对话，完全是通过门铃对讲完成的，我们问一句，他在那边答一句，就是不开门。

我问：“有人不让你开门吗？你被威胁了吗？”

亚历山大说：“不是。一开门我怕我会死。”

亚历山大当然不是中邪，但是他心里的确有“恐怖的禁忌”。

他坚持说自己出门容易遇到意外，“从楼梯踩空，摔断脖子，或者被车撞死。”

我问他怎么买菜吃饭，他说选超市线上配送，“做饭肯定会把房子烧了。”

我接着问，如果遇到不得不出门的情况呢？比如生病要看医生？

“我父母会来，他们可以进来。”

我立刻记在本子上：父母是安全的。

亚历山大不肯多说，我只能去找邻居聊。有位女士热心地告诉我，亚历山大之前也不怎么出门，不参与聚会，但会去教堂，不吃别人给的食物，也没有车。

他警觉得好像活在《死神来了》的电影里。

回程路上，我和同事简单探讨了亚历山大的情况，感觉他不是单纯的恐慌症状。

典型的恐慌症状患者，多数时间不敢离开某个小范围，比如床或者家里的某角落，一旦离开自己设定的安全范围，就会有强烈的躯体化反应，比如大量冒冷汗，关节疼痛，胃部疼痛或者双腿发软。

但是亚历山大能去教堂，也可以散步，还把父母放进“白名单”，定义为安全人。

同事疑惑着说：“他的恐慌怎么是可以控制的？有点像是按他心意可大可小，他觉得安全就是安全，觉得要出意外了，就造出一套逻辑说明意外必然发生。”

如果能让亚历山大把我们也放进“白名单”，说不定能搞清楚他心里不能外出，不能接触人的禁忌从何而来。

没过多久，我和同事再次上门。亚历山大依然隔着门和我们说话，我提起他父母，他立刻警觉起来：“你想和他们一起进来？不可能，只有他们能进来。”

我试着套他的话：“他们需要带什么特殊的东西来吗？还是你们之间有口令？像哈利波特回宿舍那样？”

亚历山大回答：“都不是，关键不在他们，而是需要经过我的仪式。”

我开始想象一些邪教组织的画面：“你父母能接受你的仪式吗？”

他听起来很困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要我做完仪式就行了。唱歌和看———”

他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说到半截停下来。

同事贴近对讲：“这些仪式能保证你不遇上意外？为什么？”

亚历山大不说话，我继续问：“这套对我们好使吗？你试试看？要是好使，你把门打开。”

亚历山大严词拒绝：“不行。”

原本面对他这样的恐慌患者，我们都会使用暴露疗法，或者认知干预减轻恐惧感，再进一步介入，但是亚历山大不肯开门，这可让我犯了难。

我突然想起线上支持小组。这不需要他出门，加入线上的会议室就可以。他既然愿意隔着门和我们说话，那隔着屏幕估计也没问题。

为了进一步接触亚历山大，我打算先从放松训练开始。

我设计了一套问卷，问题包括“感到紧张的时候会做什么”“什么能让你最快地放松”“会不会无意识屏气，或者做出机械性的重复动作”等等。

有恐慌症状的患者每次发作，都需要一个帮助他们从这种状态里拔出来的契机。

之前介入的一位案主，选择触摸离她最近的东西并且仔细感受。她会触摸桌面或者电脑，在恐慌来袭时转移注意力，分析摸到的东西是什么材质，温度和感觉，这事能帮她扛过发作初期感受最剧烈的几分钟，之后她会慢慢地恢复。

这招对亚历山大应该也有用。家里的东西对他来说熟悉且安全，每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的支持。我准备按照上一位患者的流程介入，再去一次他家里，说服他加入线上的小组。

结果亚历山大听完，问：“在线上也是你们和我说话吗？”

我说：“是的，我们会一直跟进你。”

亚历山大问：“你们要是有事，不能参加怎么办？”

“换时间，一般不会换人，”我谨慎地回答：“对案主的介入不会中途换人。”

“那万一特殊情况呢？”

亚历山大有点质疑：“比如你们都病了什么的，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心想，他没说万一死了已经算是有礼貌了。

尽管概率非常小，但是他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确实存在，我不能欺骗他说绝对没有可能，但亚历山大又确实是一个会把一切坏情况都想到的人，这符合他的思维方式。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亚历山大于是拒绝参与线上支持小组。

又一条路被他堵死了。

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回去以后翻阅亚历山大的信息，发现他没有到机构来过，没有被记录过任何风险，也没有求助过任何事，好像就一直默默地和自己的恐慌情绪共生。

这也太奇怪了，人一旦发现自己有问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看病或者寻求帮助嘛？就算治疗失败，也不该一点信息都没有。

除非他不想被治好？甚至还想保持这样遵守禁忌的生活？我摸不清头脑。

我申请权限查询亚历山大的更多信息，突然发现了新的线索：

亚历山大在申领失业救济金，已经快两年了。

我再度上门，这回打算从他的失业救济金入手。

为了方便靠在墙上和他长时间说话，我还带了个靠垫，搞不清真相我还就不走了。

我和亚历山大隔着门，闲聊说：“社区的邻居还是挺热心的，我如果不是社工，一般不会关注到邻居在家不出门。”

亚历山大嗤之以鼻：“那不是关心我，是活动中心装修，大家要平摊费用，我可没钱。”

我假装惊讶：“我以为你在家上班呢？你没收入？”

他说：“我已经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我顺势给他科普，普通失业救济金有上限，但是也有例外情况，比如有孩子或者生病暂时不能工作，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我可以帮你看看，有什么能附加的，让你拿更多钱。”

这话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我听见安全门链滑动的声音。

我终于见到亚历山大真人了。他把头发盘在后脑勺，额头有点秃，戴一副黑框眼镜。他他示意我们后退一点，自己走出来站在门口，一只手背在身后，握着门把手。

后来我知道，亚历山大那天做了自己的“安全仪式”，他先自己唱一首歌，然后把冰箱的说明书读一遍，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说明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唱歌忘词，或者读说明书的时候读错了，就说明有意外发生。

这种唯心的仪式，只是他吓唬自己的，不是根源，我依然把注意力放在失业救济金上。

我说自己可以帮助他拿到更多救济金，但是他得去诊所和机构建档。

亚历山大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为难，似乎不想去医院，但是又割舍不下这笔钱。

要是不感兴趣，他根本就不理我，看到他这种表情，我知道自己走对了路，于是借着失业的话题，问他之前是干嘛的，又是咋失业的。

这好像打开了亚历山大的话匣子。他告诉我，自己原来是的工作叫数据管理，基本上就是对着表格整理数据，把打错的改下。

这份工作他干了十几年，被裁员了，结果根本找不到同样的工作。

我在求职网站上搜了下，立刻明白为什么，现在这种工作，都不叫数据管理，而是叫信息管理人才，除了像亚历山大那样修修改改，还得会档案管理，信息收集与整合，还有的公司要求会用软件做数据分析。

说白了，亚历山大被残酷的就业竞争抛在后面了。在一家公司呆了太久，他从没思考过可能会失业。

被裁员后，他以为自己能很快找到工作，却发现同行不行，转行又得重头学起。

他一直没什么朋友，熟悉的人都是同事，大家请他吃顿饭，同事说可以帮他内推，不过他离职之后就没了消息。

亚历山大想要先找体力劳动兼职过渡，他去一家经常光顾的餐厅，问要不要服务员或者洗碗工，老板很客气，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附和着他痛骂了一顿经济不景气，随即话锋一转，说你看看别的机会呢，而且我们这的服务员都是兼职。

亚历山大琢磨了一会儿明白过来了。服务员看着一个比一个年轻，有些很明显是高中生，他想象了一下自己端盘子，也觉得不怎么体面，就站起来告辞了。

接着，他打算去当网约车司机，但是发现平台抽成太高，再加上税，“一单要被抽掉35%的收入，太亏了。”

亚历山大很激动，“后来我打算私下接单。可是去了机场，没有人上我的车，我抢不过那些司机。”

黑车计划破灭后，亚历山大放弃兼职，全心全意找全职。投简历没人理，他就去报名上课改简历，还参加过求职计划，人家介绍工作给他去面试，但是没有公司愿意雇佣他。

刚被裁员的时候，他收到遣散费加通知金共十六周工资，他说：

“两年没工作，早就花完了。”

亚历山大忿忿地诉说着失业的经历，我却从这些事里听出了异样的东西。

在失业早期，他四处投简历、找工作，积极参加培训，听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样呢？

为了找到亚历山大的更多线索，我和社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聊了聊。

她年纪不大，语速缓慢，留着短发。

我告诉她，我们会尽可能提供帮助，期间若社区有事要联系亚历山大，或只是想关心他，也可以先和我们沟通。

她关切地问：“他生病了吗？”

我斟酌着回答：“可以这么说。但是他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我们不便透露太多。”

她点头表示理解：“明白了，希望他早日恢复。”

其实像亚历山大这样长期不参与社区活动的，往往会逐渐被社区排除在外，无法及时获得仅在社区里流通的信息，比如更改收垃圾时间，只针对街区的停电停水通知等等。

没有愿意帮忙的邻居，一些临时的麻烦也没人帮助处理，比如早上忘记关窗户，但是下了大雨或者冰雹，不会有人帮助他。

幸好，亚历山大还没有被社区彻底遗忘。在负责人看来，他只是“病了”，等好起来就能回归。但这份关心是有期限的。如果他持续孤立，我们又毫无进展，社区迟早会放弃他。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

从那以后，我和同事每周都会去亚历山大家门口和他聊天。他开门前仍要唱歌、读冰箱说明书，但警惕性明显下降。偶尔邻居经过，会和我们打招呼，亚历山大则赶紧钻回屋，把我们留下应付邻居。

一次，邻居说起社区活动中心要筹款，我问：“一人多少？”

他说：“二十。”

这个数字引起我的警觉。我原来以为亚历山大拒绝参与社区活动，是不想花太多钱，没想到只是二十澳元。这笔钱即使对失业的他来说，也不算是大钱，每两周六百救济金，完全有能力缴纳，为什么他这样抗拒呢？

邻居走后，亚历山大出来，我笑说：“我还以为要两千呢，结果才二十。”

他有些生气：“什么叫才？我没收入，没收入就不能花。”

他开始给我算账：他不到四十，如果能活到八十，还有四十年、一万五千多天。今天二十，明天二十，光这些小钱就能花掉三十万。

我意识到，他对找工作的希望已然破灭，打算靠极端节俭熬完后半辈子。

见他焦躁，我换个角度试探：“其实会省钱也挺厉害的，我就不会。你有什么秘诀？”

他果然上钩，兴致勃勃要传授经验。我顺势提议：“站着累，不如去我们机构坐坐？”

他拼命摇头。

我又说：“那这样吧，我把车熄火，车门全打开，你可以再做一遍你的仪式，如果没事发生，就去我们车上坐着。”

在车里，我终于明白亚历山大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找不到工作的亚历山大，生活基本靠“薅羊毛”。

他平日基本不用电，屋里只开一盏台灯，手机、电脑带去商场充电。水阀常年关闭，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冲水再关。洗澡，就去有淋浴的公共厕所或者大学。他记录了几家可以“假装路人”的酒店，能在大堂厕所洗澡。

尽管如此，他还是嫌水费高：“原来一个月20澳元，现在省到了10，但我想的是5。”

他天天记账、琢磨怎么节流。这种生活过久了，他也会崩溃。有次心情差，点了顿外卖，花掉两个月的水费。吃完后愧疚至极，决定用两天“只喝水”的方式把40澳元“省回来”。

水是公园免费接的。第一天挨过去了，第二天头晕脚软，好不容易喝了点水挨回家。

这次“绝食成功”却令他深受鼓舞。他算了一笔账：

最便宜的沙拉、寿司一顿10澳元，六顿60，他还多省了20。

起初，他用心理暗示控制消费，比如“点一顿外卖要绝食两天”。后来这种方式不管用，他开始吓唬自己：“外卖员可能是劫匪” “在家充电可能漏电触死” “不记账可能会破产、欠债、被追杀”。

这些恐吓像闹钟一样出现在他生活中。他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上、贴在墙上，甚至设成手机闹钟的标签：

9:00 AM：不出门蹭电，天黑会摔跤骨折

12:00 PM：商场失火怎么办？快回家

6:30 PM：不关手机会青光眼进医院

渐渐地，他不再为节省而节省，而是害怕“如果不节省，就会完蛋”。每次买菜前，他都会想象自己以后没钱了吃不起饭、瘦成皮包骨，被邻居发现尸体。

此后，他开始用“灾难化想象”控制生活：在外面洗澡，幻想热水器爆炸；坐公交，只要司机踩刹车，就觉得马上出事；一晚上反复检查十几次手机是否关机，怕烧死在床上……

有一天，他出门，正好看到邻居接过外卖。他认识那位外卖员，但是脑中立刻闪现一个场景：天黑后外卖员折返，持刀入室，邻居上了新闻：“点一份外卖，付出生命代价。”

他吓出一身冷汗。

听完这些，我终于搞清楚，亚历山大心里的“鬼”就是强迫症灾难思维。它就像是一种廉价又高效的激励剂，让亚历山大产生一种控制感，一种对混乱生活进行重建的幻觉。

有这种强烈的被害幻想，通常是缺乏人际支持和收入来源，多出现在遭受欺凌或者家庭暴力的人身上。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非常不安全，逐渐发展出强烈的恐惧。窗帘被风吹动，他们会认为有人躲在窗外监视自己，走在路上被人看了一眼，他们会觉得是来暗杀他的人发现了他。

严重的，最终会发展为妄想障碍：他们不再只是幻想，而是坚定地认为“外星人控制了我的思想，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最后走向自毁。

对于这类强迫症灾难思维的患者来说，帮助他们解除生存压力格外重要。

长期找不到工作，患者会对自己丧失信心，认为自己想尽办法，不会再好起来了。只要让他们再次体会到成功，就能用“希望”代替强迫症灾难思维，病情就能得到好转。

“我们可以帮你，”我看着他，“你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吗？”

他没说话。我接着说：“我可以帮你找份工作。”

他点点头。

亚历山大这种完全因生存压力而形成的强迫症灾难思维，我只在一个个案中见过。

那位案主在创业失败、几乎失去所有资产后闭门不出，被失败和羞耻感困住，始终瞒着家人和朋友，假装一切都很好。

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其实我特别希望有人来救救我。”

最后还是邻居察觉出异常。邻居注意到他连续两周没有推出垃圾桶，便绕到后院查看，透过玻璃门看到他倒在地板上，立即报警。

案主回忆当时的心理状态时说：“我觉得活不活都无所谓，可能有一周多没吃东西了。我甚至想着要是真饿死了也就接受了，没想到真的有人来救我。”

考虑到亚历山大也有类似的脆弱，我判断他不适合参与互助会。

互助会上大家会一起吃东西，现场用刀叉，我几乎能想象出亚历山大会怎么脑补意外场景：比如切蛋糕的人突然摔倒，刀飞出来，刚好刺进自己的心脏。

那次车里聊天之后，亚历山大把我们列入了他的“白名单”。我只能把这种信任归功于运气——我们的每次接触，他的仪式感都没有被“打断”，他也逐渐相信我们是“安全的”。

比起靠专业技巧来建立关系，这次我更像是靠运气推进了整个个案，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有一天，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意来我们机构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那天早上，情况一开始还算顺利。我去接他，他坐在副驾驶上显得很紧张，背挺得笔直，手紧紧抓着安全带。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坐到了机构门口。

可真正让他崩溃的，是下车后撞见的场面——可能是他这两年来见过最复杂、最混乱的一次：

机构的工作人员正急匆匆赶来上班；其他案主开车绕过我们，往停车场里挤；合作机构的同事来访，在门口喊着“让一让”；电话铃声几乎没停过；透过玻璃门能看到等候区已经坐满了人。

亚历山大站在原地，整个人都僵住了。他颤抖着说：“我不行，我要回家。”转身就走。

我赶紧送他回家。他上楼时身体微微发抖，打开门后，连一句话都没说，就默默消失在门后。

一下子把亚历山大带去机构，对他来说还是太刺激了。

他的灾难思维已形成惯性，需要时间慢慢化解。

我们决定暂停让他来机构，改为上门家访。同时，我和同事双管齐下，她负责认知重建，我负责帮亚历山大找工作。

同事设计了一些策略，包括用“反灾难语言”帮助他调整思维，比如：“这只是个不舒服的念头，不是预言”，“想到不等于会发生”。她每天会先看一遍报纸，筛掉那些灾难类或极端新闻，避免这些信息加重他的风险感知。

我这边就比较难了，因为那两年，就算是澳洲也不容易找工作。

先不说18年到20年，就业率上升百分之一然后又跌百分之五的大环境，单说亚历山大，就是那种难找到合适工作的人——本来属于中产阶级，有一定工作资历和不动产，却上了岁数的求职者。

他过去觉得自己肯定能找一份工作，因为他有足够的岗位经验，实际上那些岗位都已经被市场淘汰了。

而且他就算“向下”找工作，也没机会了。比如服务员，这边的年轻靓丽的高中生非常愿意做。无论谁是老板，都更愿意花一个正职的钱，去招聘三个这样的高中生兼职。

我们总说天无绝人之路，前提是被困住的人，知道哪里有路。对他来说，他已经看不到出路了，先是被裁，然后发现自己的岗位消失，放到最低的身段也不被社会接受，他才会如此恐慌。

我只能一边观察他的状态，一边思考他能做什么——在过去他的社会阶级，生活经验里未曾看到的“路”。

他温和、有耐心，能长期做枯燥的数据整理工作。我列出一些可能的岗位，比如远程客服、校对之类，不用接触太多人，也符合他的习惯。

我们一起设定了一些可预期的小计划：饭后散步、定时记账。我在网上搜集工作机会，整理成表格；同事鼓励他多说出那些可怕的想法，减少“我一个人应对不了”的无力感；我则联系了几家猎头，看是否能提供免费的职业咨询。

后来我灵机一动，问他：“除了救济金，你最近有过什么收入吗？”

他想了半天突然说：“哦！我卖过健身房会员。”他翻出银行账单，发现那是他一年前陷入省钱状态的起点——卖会员卡赚了200澳元。

我立刻想到一个点子：“你只卖过会员吗？其他闲置物品也能卖，甚至可以租。我以前租过别人车库放东西。你有车库，也可以出租。”

他眼睛一亮：“那能租多少钱？”

我简单查了下，车库出租每周大概10到20澳元，只要放放东西，不怎么需要接触人。我没提可能有人存危险品的风险，怕打击他刚建立起来的安全感。只提醒他可以做一份简单的保管协议。他听得很认真，兴奋地说：“我以为只能卖东西，原来还能租。”

他干劲十足，立刻拍照挂了广告，还开始盘点家里能卖的——茶几、风扇、书……一天上架了十几样东西。

很快，他的茶几成交了，20澳元。他告诉我们：“是个小孩来买的，拿着现金就扛走了。”从此他开始和各种买家聊天、交换号码、安排交易。

“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他跟我们说。

像是从长期噩梦中醒来，他慢慢回到现实。卖东西时，他不再胡思乱想。甚至能指挥买家把车停到他车库门口，完全不像那天在机构门前惊慌失措的样子。

很荒谬，明明是把家里搬空，他却显得那么放松，或许是因为这样暂时拥有了收入，又或许，是这些本属于之前阶级的代表物品，正在逐一被他放下。

这样的他再上路好迈步。

我又整理了一些岗位推荐给他，包括远程客服、线上家教，以及需要短期培训的技能工种。

我挑选这些工作的标准就一个：多数不用直接接触人。

亚历山大对“垃圾清运”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清运建筑垃圾或大型生活垃圾，按单收费，一次有时能赚三四百澳元，而且主要是开车和操作翻斗。

我立刻帮他报名培训。

他正式入职那天，我和同事去探望他。他穿着制服，从车上跳下来，主动向我们介绍搭档，两人轮流开车和操作设备，合作得挺默契。

“我现在也有搭档了，像你们一样。”他笑着说。

我们陪伴他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后续按照社工守则，我们十天跟进一次，4次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看到结论，出具报告。最后一次探访时，他出门的频率规律了，邻里关系也慢慢恢复。

他甚至和我们说，能“利用职务之便”给社区里的邻居们处理垃圾时打个折。

这份结案报告里，不曾包含我的一个疑问：当亚历山大陷入灾难思维，“压力山大”的时候，他的父母呢？

他的父母不太可能没发现自己孩子举止怪异，心理有问题。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此避而不谈？没找我们帮忙，亚历山大没说，我也不方便多问。

亚历山大只告诉我，父母对自己失业的态度并不消极，安慰他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赚钱还不容易吗。我猜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母不知道现在孩子找工作多难。或许另一个可能是，他们也不想揭穿孩子的困境，因为揭穿之后，就得在经济上帮助他。

那么是谁救了亚历山大？不全然是我们，他发病正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坐在办公室里。

第一个拯救他的人，正是我曾经觉得有点“多事”的邻居们。如果不是邻居提醒，我们根本发现不了他的困境。相比之下，住得再近的家人有时也不如一个细心的邻居敏锐。

亚历山大的社区并不特殊，墨尔本大多数街区都有类似的邻里互助制度。邻居们主动参与社区事务，从联名信、投票选举，到提醒新邻居注意防盗、换收垃圾时间，每个人都默认承担一份责任。哪怕只是一个忘关窗户的雨夜，也会有人及时上门敲门提醒。

但是这种互助是建立在参与的基础上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不融入、不回应，信息断链，联系中断，社区就会慢慢把他排除在外。而一旦被排除，再想融入进来，会变得异常艰难。

对于他来说，失业不仅仅是没有收入那么简单，更像是一场生活的崩塌——生活节奏被打断，社交关系中断，整个人像从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幸运的是，在很多这样的街区路口，还都竖着同一个醒目的牌子：

“邻里联防”。

它不只是一个标志，更像是彼此守望、互相接住的提醒：哪怕人生短暂停摆过，在这，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学者项飚提出过一个概念：附近的消失。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周围生活的忽视与疏离，大家关注的要么是“家里”，要么是“遥远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的身边在发生着什么。

这个过程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几乎不可逆。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还得出门打酱油，跟叔叔阿姨问好，现在网购就好了。我们过去上个兴趣班，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而现在有更方便的网络课程。

邻里间的连接被斩断，我们彼此住得近，实际又隔得很远。

或许侯小圣的故事里，这种邻里协助制度，是一种对“附近的消失”的抵抗，如果没有“多事”的邻居，也许亚历山大往后的生活，就是另一番模样。

除此之外，我也在想，如果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像小圣那样的朋友就好了。

今天的故事在她接手过的案例里，算是奇怪甚至奇妙的，但绝对不是最极端的。不信你看，她还为这些求助者解决过问题——

因为体重歧视而频繁催吐，瘦到只剩骨架的女孩；因为家暴，在火锅店里躲避亲人的一群女人们；还有举报学生性骚扰，同事却让她别矫情的老师。

她就像一个哆啦A梦，总能想到对应办法，一点一点，把人们拉回正常的生活轨迹。我说她很神奇，像是拯救世界的女超人。

她让我别这么说，自己只是一个疲于奔命，才勉强拉住每一个求助者双手的人。自己所做最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见证一个信念：即使再绝望的人生，也不是没有光的。

她把这些亲历的故事写成了新书——《在家与彼岸之间》。

书里除了收录这些真实案例，还有她新写的前言，以及一篇从未公开过的全新故事。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时觉得人生太沉重，情绪太混乱，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或许，这本书能带给你温柔又坚定的力量。

点开下方的图片，可以收到小圣亲笔签名的书。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月半 迪恩

插画：大五花

如果你想阅读更多【侯小圣】的故事，可以点击下方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