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建,一个塔吊司机。
我的家,在一百米的高空。
一个不到两平米的铁皮焊成的驾驶室。夏天是烤箱,冬天是冰窖。
每天,我顺着那条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的梯子,一级一级往上爬。爬到顶,钻进驾驶室,底下的人和车就都变成了火柴盒。整个西安城在我脚下,像一盘巨大的沙盘。
我就是这沙盘的上帝。
我动一动操纵杆,几吨重的钢筋、水泥就能被我精准地投放到想要的地方。
我看着一栋栋高楼在我手里从无到有、拔地而起。我给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但这座城市认识我的人没几个。
工友们都喊我“王师傅”。他们说,我是咱们这片工地上最稳的塔吊师傅。
他们不知道,我稳,是因为我不敢不稳。
我下面有老婆孩子要养。我身后是黄土高坡上那个贫瘠的家。我吊起来的是钢筋水泥,更是我全家的希望。
这份工作,很孤独。
一天十几个小时,除了对讲机里偶尔传来沙沙的指令声,再没有第二个人跟我说话。
时间长了,人会变得沉默。
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
看远处的古城墙在夕阳下像一条沉默的龙。看大雁塔的塔顶在雾霾里若隐若现。
也看人。
我的塔吊正对着一片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其中一栋楼的二十八层,有个女人。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长什么样。我只知道,她住在那扇最大的落地窗后面。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的窗帘从来不拉。
每天下午五点半,天刚擦黑,她房间的灯就会准时亮起。
然后,一个纤细、模糊的人影就会出现在窗前。
她会跳舞。
我看不清她的脸,也听不到她的音乐。
我只能看到,在那个明亮、温暖的方框里,她的身影时而舒展,时而旋转,时而跳跃。
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蝴蝶。
她成了我在这枯燥高空里唯一的、秘密的风景。
我开始每天都盼着五点半的到来。
我会提前把手头的活干完,然后靠在椅子上,点一根烟,静静地看着她。
她的舞蹈,成了我孤独世界里无声的交响乐。
我开始通过她的舞姿猜测她的心情。
有时候,她的动作轻快活泼。我想,她今天一定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有时候,她的动作缓慢忧伤。我想,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到了孤独?
有时候,她会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个动作,好像总是不满意。她会停下来,叉着腰对着窗户,好像在跟自己生气。那样子,有点可爱。
我甚至给她起了个名字。
叫“影子”。
因为她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影子。
我开始幻想她的样子。
她一定有一头长发,跳起舞来会像黑色的绸缎。她一定有一双像星星一样亮的眼睛。
她一定是个很美好、很美好的姑娘。
工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
“王师傅,天天在天上看着,是不是能看见不少好东西啊?”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这是我的秘密。
是我一个四十岁、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的农民工,和那个永远无法触及的美好世界之间唯一脆弱的联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作着塔吊,我们这栋楼越盖越高。
我操
三十层,四十层,五十层。
我离天空越来越近。
离她,也越来越近。
我已经能隐隐约约看清她的轮廓了。
她果然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我甚至觉得,我能看到她跳舞时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
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
我像一个偷窥的少年,既兴奋,又恐慌。
我知道,我们这栋楼马上就要封顶了。
封顶之后,我们这个施工队就要转战下一个工地了。
到时候,我就会彻底失去她。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得做点什么。
我得让她知道,有个人每天都在一百米的高空上静静地看着她。
我得让她知道,她的舞蹈是多么的美。
我这个想法很大胆,也很可笑。
我一个塔吊工,她一个住在高档小区的跳舞姑娘。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的出现,对她来说可能会是一种惊吓和冒犯。
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那天,我发了工资。
我揣着那几千块钱,走进了市中心最大的一个商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么豪华的地方。
里面的东西贵得吓人。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就要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逛了很久,最后在一家精品店里买了一个水晶音乐盒。
是天鹅湖的造型。
拧上发条,那个小小的水晶天鹅就会随着音乐慢慢旋转。
很美。
我觉得,这个才配得上她。
我揣着那个音乐盒回到了工地。
我向工头打听到了她那个小区的名字。
然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小区门口像个傻子一样转来转去。
我不敢进去。
我不知道她住在哪一栋、哪个单元、哪个房号。
我更不知道,进去之后该怎么跟她说。
天渐渐地黑了。
我看到,二十八楼的那个窗户又亮了起来。
我的“影子”又出现了。
她今天好像没有跳舞。她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着外面。
看着我这个方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她是不是发现我了?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她身后抱住了她。
他们在窗前拥吻。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手里的音乐盒差点掉在地上。
是啊。
我怎么忘了。
这么美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会是单身呢?
她有她的爱人,有她的生活。
而我,只是一个闯入她世界的不速之客,一个自我感动的可笑偷窥者。
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浑身无力。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工地的。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爬上塔吊的时候,头还是昏昏沉沉的。
我不敢再看那个窗户。
我怕再看到那个让我心碎的画面。
我埋着头,拼命地干活。
我想用机器的轰鸣声来麻痹自己。
我们的楼终于封顶了。
工地上一片欢腾。老板请我们去吃了顿大餐。
酒桌上,大家都在庆祝,在展望。
只有我,一个人沉默地喝着闷酒。
工头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王,想啥呢?楼盖完了,不高兴啊?”
我摇了摇头。
“下一个工地,定下来了吗?”我问。
“定了,”工头说,“在南郊,那边新开发,活多的是。”
南郊。
离这里有几十公里。
我的心彻底地凉了。
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影子”将永无交集。
也好。
我想。
这样也好。
就让这个秘密随着这栋楼的封顶一起被封存起来吧。
我把那个还没送出去的音乐盒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塞进了我行李的最深处。
我想,等我以后回老家了,就把它送给我的女儿。
搬去新工地的前一天,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收尾的工作。
我最后一次爬上了那座我待了将近一年的塔吊。
我最后一次俯瞰这座城市。
我最后一次看向那个熟悉的窗户。
窗帘拉着。
是那种厚重的、完全不透光的窗帘。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我收回目光,准备开始工作。
就在这时,我的对讲机里传来了一个陌生的、怯生生的声音。
不是工头,也不是信号员。
是个女人的声音。
“喂……请问……是塔吊上的王师傅吗?”
我的手猛地一抖。
这个声音……
“我是。”我对着对讲机颤抖着回答。
“我……我看到你们好像要走了。”她说。
“是。”
“谢谢你。”
“谢我什么?”我不解地问。
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差点从一百米高空上掉下去的话。
“谢谢你,每天都看我跳舞。”
我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她……她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我房间里装了一个小小的天文望远镜。”她说,“我眼神不太好。”
“我每天都能看到你。看到你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小的驾驶室里。看到你抽烟的样子。看到你有时候会看着我这边发呆。”
“我以前是个舞蹈演员。”
“后来,出了一次意外,腿……受伤了。”
“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完了。”
“直到,我看到了你。”
“我看到你每天那么早爬上那么高的地方,那么晚才下来。风吹,日晒,雨淋。我觉得,你比我辛苦多了。但你好像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你让我觉得,我受的这点苦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开始在窗前‘跳舞’。”
“我放着以前跳舞的录像,然后跟着录像里的自己,用我的上半身、我的手臂、我的想象在‘跳舞’。”
“我其实不是在跳给别人看。我是在跳给你看。”
“因为我知道,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看不清我的腿。”
“在你的世界里,我应该还是一个健全的、会跳舞的、好好的姑娘吧?”
“我只是想,在你的眼里,我能继续地美下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汹涌而出。
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一百米的高空上哭得像个傻子。
原来,我以为我是那个孤独的偷窥者。
其实,我也是被她仰望的风景。
她也不是我的“影子”。
我是她的。
我们是彼此孤独世界里唯一的那束光。
“我……我要走了。”我说,声音哽咽。
“嗯,”她说,“我知道。”
“你……你叫什么名字?”我鼓起所有的勇气问。
“我叫袁莺。”她说。
袁莺。
不是“影子”,是“袁莺”。真好听的名字。
“我叫王建。”
“我知道,”她说,“我偷偷问过你们工地的工人了。”
“王建师傅,”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再见。”
“再见,袁莺姑娘。”
对讲机挂断了。
恢复了一片死寂的沙沙声。
我看着那个拉着厚厚窗帘的窗户。
我知道,窗帘后面,她一定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
我把那个水晶音乐盒从包里拿了出来。
我拧上发条。
叮叮咚咚的《天鹅湖》旋律在狭小的驾驶室里响了起来。
我把它放在了窗台上。
这是我唯一能留给她的东西了。
也许,风能把这音乐送到她的耳边。
故事到这里,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相互救赎”的温暖故事。
但生活从来都不是童话。
我去了南郊的工地。
我还是每天爬上高高的塔吊。
只是,我的眼前再也没有了那扇熟悉的窗户,再也没有了那个跳舞的“影子”。
我的世界又恢复了一片荒芜和寂静。
我没有再去联系袁莺。
我不敢。
我知道,那通电话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好的、也是最终的结局。
再多一步,都是打扰。
我们就像两条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孤独行星。
有过那么一次短暂的、美丽的交汇。
然后,就该各自远去。
我把对她的所有思念都压在了心底。
我更拼命地干活。
我想,等我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再也不出来了。
一年后。
我攒的钱差不多了。
我跟工头辞了职。
走之前,我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那个我工作了一年的地方。
我们盖的那栋楼已经有很多人入住了。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看着二十八楼。
我不知道袁莺还在不在那里。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了进去。
我坐着电梯上了二十八楼。
我站在那扇我曾经在梦里来过无数次的门前。
我的心跳得飞快。
我抬起手想要敲门,但我的手却停在了半空中。
我害怕。
我害怕开门的会是那个男人。
我害怕会打破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平静。
我更害怕,她已经不在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旁边的门开了。
一个阿姨拎着垃圾走了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找谁啊?”
“阿姨,”我鼓起勇气问,“我找住这家的袁莺姑娘。”
“袁莺?”阿姨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唉,那姑娘已经搬走大半年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搬走了?去哪了?”
“不清楚,”阿姨摇了摇头,“她那个病听说越来越严重了。她老公就把房子卖了,带她去看病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老公……
是啊,她有老公。
我怎么又忘了。
“那……那个音乐盒……”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走的时候有没有带走一个水晶的音乐盒?”
“音乐盒?”阿姨想了想,“哦,好像是有。我帮他们搬家的时候看到过。那姑娘宝贝得跟什么似的,谁都不让碰,一直自己抱着。”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带走了。
她把它带走了。
这就够了。
我跟阿姨道了声谢。
我没有再停留。
我买了当天晚上回老家的火车票。
坐在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西安夜景。
我想起了我和袁莺的最后一通电话。
我想起了她说的每一句话。
我想起了那个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却刻在我心里的跳舞的“影子”。
我的心里很难过,但又不完全是难过。
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
我知道,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了。
但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叫袁莺的姑娘,她会带着我的音乐盒,努力地、好好地活下去。
而我,也会带着她给我的那束光,回到我的生活里,去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我们都曾在对方的生命里真实地存在过。
这就够了。
火车哐当哐当地前行。
我想,我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但就在我准备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
短信很短。
只有一张图片。
图片上是一个水晶的天鹅湖音乐盒。
音乐盒的旁边,是一张医院的缴费单。
缴费单上,病人的名字是“王建”。
日期是今天。
金额,是我这次回家准备给我女儿治眼睛的全部费用。
我女儿有先天性的眼疾。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我捏着手机,浑身如坠冰窟。
她,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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