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左派与革命右派的合作破局

1927年2－3间，由共产党策划和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曾使上海陷入一片混乱。

这给了蒋中正一个镇压共产党的直接借口。

蒋中正的北伐军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后，以何应钦为东路总指挥向上海推进。

共产党于2月19日,以总工会策动小组为威胁,组织了武装工人纠察队为主的上海起义。

中共发动19日至24日的上海起义,有两个目的，一是扰乱孙传芳控制的上海以支援北伐军的进攻，二是显示共产党的工农运动对北伐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争夺上海控制权的基础。

孙传芳的淞沪警备司令李宝璋,对起义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但十几万人的群众起义，却坚定了上海工商界和蒋中正反共的决心，也使列强为了自身在中国的利益，与取得中国控制权的蒋中正的结盟成了可能。

3月18日，当白崇禧的军队逼近上海时，上海总工会发动了由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顾顺章和汪寿华等，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3000名工人纠察队对警察的袭击，和上海工人的总罢工行动，使上海除租界外的大部分地区。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这使得白崇禧率领2万人，于22日进入上海时，几乎未发一枪，即肃清了孙传芳势力。

程潜的部队于3月23日进入南京。

但在24日，在南京发生了北伐军士兵有组织地抢掠英、美、日三国领事馆的事件，杀死了6名外国人。

这引起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对中国人的炮轰，共有约15名平民和24名中国军人被打死。

尽管究竟谁应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已成历史之谜，但日本领事馆的说法——共产党煽动——最终为列强和蒋中正所接受。

南京事件，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引起了恐慌，英、美、日、法、意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报复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各国列强对正在崛起的蒋中正统一中国的可能性有所认识，因而并没有急着去实施报复。

特别是日本，以稳定南方的局势为考量，希望蒋中正去处理这些争端。

蒋中正于3月26日进入上海。

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三方力量开始了暗中较量。

国民党左翼及共产党一方，拥有工人纠察队和总工会、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及商贩组织，还有苏联提供的一些物资援助；

蒋中正一方是几支北伐军、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成员，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工商界巨头和帮会领袖；

而外国租界的军事力量，则拥有40艘军舰和1.6万名兵力及租界巡捕。

三方力量中，外国势力倾向于支持能使他们的特权和上海秩序得以维持的势力。

毫无疑问，蒋中正属于这样的力量，而主张劳工运动的另一方，则是现有秩序和外国特权的破坏者。

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在暗暗准备着。

而蒋中正也的确受到多方面的催促，要他镇压上海好斗的劳工运动和约束作为北伐革命组成部分的共产党的活动。

如3月29日刚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拜访蒋中正时，强调了恢复上海市秩序的重要性；又如，以吴稚晖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包括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3月28日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通过了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的决议。

几天后，这些元老与陈果夫一起，列了一个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197名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名单，对其实行监控。

同时，蒋中正也邀请了具有反共思想的一批北伐军将领来到上海交换意见。

在全国各地，如杭州、武汉、重庆、南昌、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发生了以各种借口和自导自演的阴谋，搜捕、处决和破坏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一处建筑物进行突然搜查，逮捕了22名苏联人和36名躲藏在内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李大钊（李大钊在4月25日被处死）。

种种迹象表明，蒋中正已经与外国列强勾结在一起，预谋清除苏联的影响、共产党的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势力。

而4月12日发生在上海清党大行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当天即有145名共产党人，在白崇禧的司令部里被处死，工人纠察队遭到北伐军的进攻，在随后几天里，在帮会首领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中正对上海的共产党、左派组织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大批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被杀害。

而倾注孙文最多心血的革命大本营广州，也在4月15日遭到了血腥清洗，约2000人被捕，200余名共产党员被杀害，约2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学生被逮捕。

反抗英国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组织被包围或清除，广东省政府也被蒋中正派来的李济深改组，

广东为蒋中正势力所控制，这使国民党左派主持的武汉政府既失去了800万银元的财政储备，也被切断了通往海外的路线。①

蒋中正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本来共产党组织是有意在遭到反革命时，进行武装抵抗的，并要求共产国际将供给蒋中正的枪械5千支，用来武装广东农民，但苏联顾问却认为武装农民，会引起国民党的猜忌和农民反抗国民党而拒绝；这就造成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武装的局面，因此突遭变故下只能被动挨打。②

在共产党的强烈抗议下，4月17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委员中，在南京的有5人），把蒋中正开除出党，撤销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政府还公布了蒋中正的12大罪状。

4月20日，遭受惨重损失的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决定。

4月18日，在蒋中正的操纵下，在上海的国民党右翼，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胡汉民这个被蒋中正请去苏联休假的右派大佬，担任南京的国民政府。

在南京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决议解散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将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并宣布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伯渠）为极端的邪恶分子，并向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

宁汉对立正式形成。

国民党还没有统一中国，就又闹起了宁汉对抗——孙文创立的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没有过真正的团结，直到2000年，更因为党的分裂而给了三级农户出身的人执政台湾的机会。这是后话。

为了与上海和南京的蒋中正对抗，鲍罗廷建议武汉的汪精卫政权，向北京发动“二次北伐”，以便与冯玉祥和阎锡山合作。

于是，汪精卫决定双管齐下，先北伐北京的旧军阀，再东征蒋中正这个新军阀。

两个月后，武汉军队成功重创奉系军队，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胜利会师。

而蒋中正也继续进行自己的北伐，并于6月初占领徐州。

阎锡山则拒绝与受共产党操纵的武汉政权合作，使天平向蒋中正这边倾斜。

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建议由蒋、武汉和他进行联合北伐，而这意味着联合清共，因此遭到了武汉方面的拒绝。

之后，冯玉祥便往徐州拜会了蒋中正，并公开要求驱除鲍罗廷和共产党。

在此期间，共产党于5月底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其时全国共产党员已发展到6万名，在工农之中的影响也处于高峰，但领导机关却失去了方向。

它在蒋中正制造的针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分歧，理解为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明显地领导权被蒋中正掌控时，它又把今后的革命任务，定义为夺取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因而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和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与即将收到的斯大林命令十分吻合。

而农民运动尽管也重要，但不是中共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因而毛泽东于3月份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他对农民运动的观点，遭到了反对，使他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农民部部长的职务也被解除，由瞿秋白担任。

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则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蒋中正的胜利和共产党遭清除，使长期与斯大林存在政治分歧的托洛茨基，找到了攻击斯大林的机会。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违反了列宁最重要的原则，即只有当共产主义者保留他们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由的时候，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暂时合作甚至是结盟才是允许的。”

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于1927年6月1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组织一支属于共产党的独立军队，并把武汉变成一个置于汪精卫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政权。③

陈独秀和鲍罗廷清楚斯大林的命令根本行不通，因为汪精卫只是国民党的左翼，而不是共产党员。

或许在斯大林看来，孙文领导的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性政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发展的一支力量，而蒋中正对共产党的清洗运动，与他本人在苏联进行的清除异己运动相似，是在排除政敌而不是背叛革命。

而国民党的左翼，则还保持着革命的性质，只是需要更进一步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接受共产国际、也就是他的领导。

斯大林可能真的不愿意相信中国国民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而是在中国谋求共和革命（现在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国的革命党，不论性质和使命，都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还是马克思学说的反对者。

在孙文的领导下，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孙文在遭到西方和革命同志的双重背叛下，一种愤懑和无奈的选择。

但现在，孙文已经去世两年有余，国民党中主张奉行联俄容共的廖仲恺和许崇智等人已为蒋中正所清除，以汪精卫为首的左翼派别能够容忍共产党，只是为了对抗右翼的政治和策略需要，并不是因赞同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和工农运动，而进行的基于相同政治信念的合作。

问题就出在这里，共产国际的武断领导人，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复杂背景情况下，作出的主观判断和决定，常常使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党左右为难。

因为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义务，且只能遵守而不能拒绝。

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内部管理和控制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革命者与欧洲化国家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双方思维方式的差别，和革命使命的不同，被忽略了，列宁和孙文的合作热情，被斯大林的现实主义（企图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未来）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盲从主义）所取代。

这些问题，注定了将自己依附于国民党左翼的共产党，在革命即将胜利背景下的悲剧命运。

更糟糕的是，被鲍罗廷要求去执行斯大林命令的共产国际的新代表罗伊，为了显示他对汪精卫的善意，向汪展示了斯大林的电报。

这使汪精卫意识到，斯大林要通过共产党控制或摧毁国民党左翼的企图。但他未立即对此做出反应。

到7月13日，鲍罗廷宣布共产党将退出政权，但不退出国民党，并将党部迁往江西九江。

同时，共产党方面对武汉政权的攻击也开始升级，这或许是考虑到国民革命军中受共产党控制的叶挺（1896－1946年）独立团、贺龙（1896－1969年）与朱德控制的教导团在南昌的缘故，多一些安全上的保障。

7月14日，汪精卫突然报复性地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两天后，接着又宣布，如果共产党退出武汉政权，就等于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

这引起共产党一方的强烈声讨。

7月26日，武汉方面命令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除非放弃共产党员资格。

鲍罗廷别无选择，于27日离开武汉回国。

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愚蠢行为，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走向分裂。

8月1日，按照斯大林命令的精神，共产党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枪成了共产党红色武装的诞生礼炮。

于是，汪精卫决定清洗共产党，并重组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组织。④

至此，“两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因其社会哲学的对立，而终于分道扬镳了——共产党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国民党则致力于在各派之间实现不稳定的妥协。对于彼此互以‘同志’相称并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退引了，但大部分活动分子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两党的分裂，决定了未来10年中国政治生活主要发展进程。”⑤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们的这个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

①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之《告全党同志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④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⑤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