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的公平？770万犹太人拥有以色列，2000万吉普赛人却在流浪

布拉格老城广场的黄昏总带着点魔幻色彩。

穿黑袍的犹太老人刚收起祈祷书，转身就撞见捧着塔罗牌的吉普赛女郎——她裙摆上的亮片和老人帽檐的流苏，在夕阳里晃成两道模糊的光。

没人细想过，这两个擦肩而过的身影，背后藏着两个民族近千年的命运分叉。

770万犹太人在中东沙漠建起了以色列，2000万吉普赛人却还在欧洲的公路上拖着大篷车流浪。

更令人唏嘘的是，二战时他们都曾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犹太人的苦难刻进了世界记忆，吉普赛人62万亡魂却像被风吹散的沙，没留下多少痕迹。

被改写的命运

要追溯这一切，得从更久以前说起。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时，犹太祭司把律法书缝进长袍夹层，这一缝，就缝成了两千年不散的族群魂。

流浪路上，犹太母亲会在孩子睡前讲"应许之地"的故事，用蜂蜜写希伯来字母让他们舔，连苦难都成了刻进基因的教材。

在欧洲中世纪的贫民窟里，别的民族忙着争夺土地，犹太人却在烛光下抄写《塔木德》，把经商智慧和伦理规范一代代传下去。

他们在威尼斯建立隔离区，却悄悄打通了和外界的贸易通道；在波兰小镇被驱逐，转头就在匈牙利开起了银行——这种在夹缝里扎根的本事，成了后来复国的底气。

反观吉普赛人，他们的祖先从印度西北部出发时，大概没想着要带什么典籍。

14世纪进入欧洲时，他们只有骆驼、铜匠工具和一肚子占卜口诀。那会儿欧洲正闹黑死病，天主教会指着他们说"是东方恶魔带来了瘟疫"，火刑柱烧了一根又一根。

吉普赛人从此学会了用流浪躲祸，却没学会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他们在法国被叫做"波西米亚人"，在俄罗斯被叫做"茨冈人"，这些名字全带着贬义，像是贴在额头上的标签。

英国曾专门出台《埃及法案》，逼着他们15天内离开，否则就没收车马；神圣罗马帝国更狠，直接把流浪的吉普赛人当成小偷处决。

可他们好像没想过反抗，顶多就是换条路继续走，大篷车的轮子碾过欧洲大陆，却没留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印记。

62 万吉普赛人的无声消逝

这种区别在二战的硝烟中变得更加刺眼。1942年的奥斯维辛，党卫军给犹太人戴黄星，给吉普赛人戴棕三角，两种颜色在毒气室门口混作一团。

但600万犹太遇难者有《辛德勒的名单》记录，有大屠杀纪念馆供奉，连小学生都知道安妮日记里的恐惧。

而65万吉普赛人被送进集中营，95%没能活着出来，这些事直到2009年才被捷克写进教科书。

更让人寒心的是，战后的歧视压根没停，2007年捷克有个吉普赛妇女去医院体检，醒来发现被摘了子宫，这种强制绝育的事，光曝光的就有300多起。

乌克兰街头，吉普赛人被泼油漆、绑在电线杆上示众是常事，警察来了也只是耸耸肩。

至今仍然有广泛针对吉普赛人的迫害行为

而犹太人呢？1947年联合国投票时，美苏都举了赞成票，33票对13票，巴勒斯坦57%的土地成了以色列的家。

有人说这是同情，可别忘了，那会儿美苏正想把英国挤出中东，犹太人的建国诉求，恰好成了他们手里的棋。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沙滩上画图纸时，全球犹太人都在往回跑——纽约的银行家捐钱，柏林的科学家带技术，连贫民窟里的拉比都背着《妥拉》往巴勒斯坦赶。

1948年建国那天，阿拉伯联军打过来，苏联偷偷送武器，美国暗地里给情报，硬是把这个沙漠小国从包围圈里保了下来。

复国

建国后的路也走得不一样。以色列人在沙漠里挖水渠，把荒滩变成农田；在地下室里搞研发，现在的科技公司比硅谷还密集。

特拉维夫大学的实验室里，每10个科学家就有1个是犹太人，他们拿诺贝尔奖的次数，比整个阿拉伯世界加起来还多。

这背后是对教育的疯魔——犹太孩子从三岁就上宗教学校，既要背经文，也要学编程，澳大利亚70%的犹太青年就读于犹太日校，课程表比高考冲刺班还满。

可吉普赛人还在保加利亚的"新娘集市"上讨价还价。14岁的姑娘站在木台上，头发梳得油亮，等着同族男人来挑，成交价通常在5万欧元左右。

这习俗到现在还有，姑娘们不仅不觉得羞耻，反而以"卖得贵"为荣。

她们的兄弟12岁就跟着父辈学扒窃，欧洲吉普赛社区的辍学率超过90%，比战乱国家还高。

捷克的吉普赛人

不是没人想帮他们，欧盟2005年就拨了4亿欧元搞"融入计划"，结果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拿了钱先买了酒，捷克的吉普赛家庭把政府给的新房拆了当柴火卖。

在巴黎郊区的吉普赛营地，救济粮刚发下去，就有人转手卖给流浪汉换烟抽。

这种差异，在文化的镜子里照得格外分明。雨果写《巴黎圣母院》时，把吉普赛少女爱丝梅拉达写成神秘的"波西米亚精灵"。

可现实里，欧洲商店摆青蛙玩偶不是为了好看，是怕吉普赛人来偷东西——民间传说他们会施咒把人变青蛙。

传说吉普赛人可以把人变青蛙

德国小镇的旅馆门口挂着牌子："吉普赛人不得入内"，这在法国、意大利都不算新鲜事。

而犹太人的六芒星符号，却成了智慧与财富的象征，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犹太金融家的身影随处可见，《塔木德》被当成成功学圣经，在亚马逊上常年霸榜。

法律对待他们的态度更是天差地别。法国要求吉普赛人必须随身带身份证，不然就驱逐，2010年一次就赶走了2万人。

犹太人却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为以色列争取到无数次否决权，哪怕巴以冲突闹得再凶，美国总能站出来撑腰。

欧洲人说起犹太人，会提到爱因斯坦、罗斯柴尔德；说起吉普赛人，只会皱眉说"小心钱包"。

这种偏见不是一天形成的——1996年美国电影《瘦到死》里，吉普赛人被写成会下诅咒的巫师；而同年的《钢琴家》，犹太人成了坚韧的幸存者。

走到2025年，两个民族的岔路越走越远。以色列的无人机在加沙上空盘旋，一边放着火箭弹，一边忙着在沙漠里种出西红柿。

而吉普赛人在马德里郊区的帐篷里，等着政府发救济粮，偶尔去超市偷点奶粉。

西班牙新推出的"罗姆人融入计划"里，有职业培训，有教育补贴，可吉普赛青年宁愿在街头卖唱也不去上课——就像他们的祖辈说的："绑在土地上的人，灵魂会生锈。"

在罗马尼亚的吉普赛铜匠村，倒是有少数人靠着打铜器脱贫。他们的铜壶在巴黎博物馆展出，可村里人还是不愿和外界通婚，年轻姑娘照样去"新娘集市"。

在布拉格郊区的吉普赛社区，孩子们在垃圾堆里玩耍，他们的父母宁愿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工作，不是懒，是打心底觉得"正经工作是给被圈养的人做的"。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流浪基因，让所有融入计划都成了空谈。

被驱逐的吉普赛人

选择造就终局

有时候想想，命运的分野或许早就注定。当犹太学者在中世纪的油灯下抄写《塔木德》时，吉普赛乐师正在篝火边拉小提琴；当复国主义者在维也纳咖啡馆里绘制建国蓝图时，吉普赛部落首领正商量着下一站往哪流浪。

世界从不是公平的天平，而是无数个十字路口，一步选对了，可能就走出了流浪；一步迟疑了，或许就困在原地。

如今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每天都有犹太人把愿望写在纸条上塞进石缝，那些愿望里有和平，有繁荣，也有对过往苦难的铭记。

而布拉格的吉普赛营地，孩子们在大篷车边追逐，他们的愿望大概很简单——明天能捡到没过期的面包，警察别来掀帐篷。

这两个都曾被世界伤害的民族，一个靠着记忆重建了家园，一个背着记忆继续流浪。

至于公平与否，或许就像吉普赛老人们常说的："路是自己选的，哪怕走成了圈。"

只是不知道，这个圈还要转多久，才能看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