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阳火灾中两名消防监督员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中，华、齐二人的执法行为完全符合消防法规要求，与火灾后果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依法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他们不应成为体制积弊的“替罪羊”。若强行定罪，不仅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更将让基层执法者陷入“检查即担责、执法如赌命”的困境，最终扼杀安全生产治理的根基。

一、检查行为：在法定框架内的精准履职，而非渎职

2019年2月的消防检查，是一次严格依法执法的实践。华某兵安排齐某检查的二楼两家制衣厂，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爱得尔制衣厂（报告中未提）和靓贝尔制衣厂。彼时，凯信达公司作为物流仓储企业，并非此次专项检查的对象。

从履职细节看，二人的操作堪称规范：发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缺失、疏散楼梯不足等重大隐患后，下发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5月复查、6月验收，形成完整的“检查—整改—复查”闭环。更具说服力的是，当年督促增设的室外疏散楼梯，在2022年火灾中成功让靓贝尔制衣厂全员逃生——这不是渎职的证明，而是履职有效的铁证。

公诉机关指责“未检查整栋建筑”，实则混淆了法律责任。根据《消防法》第13条，建筑物的消防验收备案是产权人（建设单位）凯信达公司的责任，而非承租单位的义务。要求检查人员对非检查对象的一层仓库负责，就像要求主治医生为邻床病人的病情负责，违背权责法定的基本法理。更何况，2019年检查时，后来导致重大伤亡的尚鑫公司尚未成立，要求执法者预见三年后才出现的企业的管理失职，无异于苛求凡人拥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二、因果关系：三年时空差下的责任断裂，而非必然关联

火灾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的灾难，是凯信达公司负责人无证电焊引燃聚氨酯填缝剂的直接后果，仓库内近5吨黄油、1.4万瓶聚氨酯填缝剂、1.2万瓶丁烷等易燃易爆品形成“超级火药桶”，火势以281倍于常规火灾的速度蔓延，3分钟内浓烟封堵楼梯——这样的爆燃强度，即便配备全套消防设施也难挽狂澜。更致命的是，尚鑫公司负责人张建亮在得知火情后竟称“跟咱们没关系”，既未组织疏散，又未告知员工共用的室外楼梯位置，最终导致42名员工在绝望中丧生。

将这场人祸归咎于三年前的检查，如同责怪三年前检修电路的电工未阻止后来的人违章用电，是典型的“时空穿越式追责”。2019至2022年间，凯信达公司违规储存危险品、尚鑫公司擅自关停消防设施、地方政府对“先建设后审批”的违法建筑放任不管这些独立于检查行为的介入因素，已彻底切断所谓的“因果链”。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行为必然导致结果”，但没有人能要求执法者预见：三年后企业会把仓库变成“炸药桶”，会有人无证电焊，会有人见火不救。正如靓贝尔员工靠当年整改的楼梯逃生的事实所证明的：即便存在设施缺失，只要管理到位就能避免伤亡，真正的杀手是企业的违法与失职。

三、三大谬误：从对象错位到责任绑架

公诉机关的指控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法律与事实的双重检验：一是 对象偷换。将“检查承租单位”扭曲为“验收整栋建筑”，无视《消防法》第53条对“单位而非建筑”的检查对象规定。这种责任扩张本质上是“执法对象的越界”。

二是 因果倒置。用“若当初检查整栋楼就能避免火灾”的假设，替代刑法要求的“必然因果关系”。这种逻辑如同“若全世界禁刀就不会有持刀杀人”，却忽略了企业后续的一系列违法操作——即便2019年检查了整栋楼，又怎能阻止三年后的无证电焊和危险品储存？

三是 义务泛化。要求消防人员预见企业未来的违法行为，实质是强加“无限保证人”责任。消防法规从未规定“检查某单位必须连带整栋建筑”，否则将导致执法边界无限扩张，违背行政合理性原则。

虽然《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10条要求检查“建筑物消防验收手续”，但该规定将建设单位责任转嫁至使用单位，与《消防法》第13、16条冲突，属下位法扩大相对人义务，也涉嫌增加行政部门权力，不应作为刑事责任依据（《立法法》第91条）。

四、过度追责危害：扼杀安全治理的根基

当我们为42条生命痛惜时，更需警惕“以刑代管”的危险倾向：若消防人员因“未预见三年后的风险”获罪，将导致“少检查少担责”的心态蔓延。如果执法者动辄得咎，谁还敢主动履职？

对社会安全而言，这会掩盖真正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先建设后审批”的政策纵容、多部门监管推诿、企业主体责任缺失，才是事故根源。让普通执法者个人背锅，实则为系统性失职找“替罪羊”，真正的隐患仍未消除。

这是对“罪刑法定”的背离。将合规行为入罪，本质上是用事后认知苛求事前履职，会让公众对法律的确定性产生怀疑——当执法者都无法预判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时，安全治理的根基必将动摇。

五、结论：让法治守护真正的责任边界

法治的进步，不在于惩罚多少人，而在于能否精准划定责任边界。华某兵、齐某的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与火灾后果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我们恳请司法机关：坚守罪刑法定底线，依法宣告二人无罪，还基层执法者以公道；警惕“灾难追责泛化”，避免让执法者成为“体制问题的埋单者”。

42条生命的消逝，应当唤醒的是企业安全意识、政府监管责任，而非对主动履职执法者的追责。

当法律能精准划定责任边界，让违法者受惩戒、守规者得保护，才能真正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对公众安全最好的保护，对社会最好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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