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对大陆机长夫妇劫机到台湾，台湾方面怎么处理

1998年10月28日上午11点，大陆的一架客机降落至台湾桃园机场。飞机停稳后，机长用无线电通知台湾机场塔台：“现在我和我太太要下飞机，请你们善待乘客。”机门刚打开，一群荷枪实弹的台湾警察冲过去，大声询问：“劫机者是谁？”大陆机长回答：“是我。”大陆机长被控制住后，台湾警察都很诧异：机长劫持了自己的飞机？

这个劫机的机长叫袁斌，时年30岁。他是北京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驾驶员，一年前考上了正机长的职务。袁斌的妻子叫徐梅，比他小3岁，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袁斌在那个年代，每月的固定收入有12000元，加上飞行补助和加班的钱，一个月有近20000元的收入。

徐梅虽然没有袁斌挣得多，但收入也很高了。夫妻俩的工资福利加起来，在北京属于上乘水平。那么，夫妻俩为何还要冒险劫机？据袁斌称，他对航空公司给予他的待遇不满，嫌公司没有给他分配新住房。于是，在事发的前3个星期，他便策划了这场劫机。

起初徐梅不同意，但后来见丈夫态度坚决，“恋爱脑”的徐梅便决定“夫唱妇随”。当计划敲定后，袁斌为妻子购买了准备劫持飞往仰光的班机机票。飞机起飞后不久，袁斌就让妻子进了驾驶舱，坐在了他的身后。

袁斌当天驾驶的客机，机上共有104人，其中有20人是外国人。一开始一切正常，但飞机飞到山西太原上空时，袁斌突然开口道：“我要劫机去台湾！”此话一出，另一位正驾驶文飞，只是以为袁斌开玩笑。但他看到袁斌开始转变航向时，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文飞立即劝说袁斌：“老伙计，你怎么了？快调头！”

另外两位副驾驶见状，也赶紧劝说。但此刻的袁斌，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了。这时，人们一起看向了身后的徐梅，希望她能劝说袁斌，但从徐梅淡定自若的表情上看，显然她是事先知晓内情的。当袁斌放话“不听我的，你们一起给我陪葬”后，三位驾驶员不再说话，害怕刺激到袁斌，毕竟机上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乘客呢！

作为飞机的工作人员，都预想过劫机这种事。他们一般会对混入乘客中的劫机歹徒有所防备，但没想到机长会劫持自己的飞机。当时，按规定，徐梅是不能进入驾驶舱的，不过，谁也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当众人还处在一脸懵的状态时，飞机已经飞至福建上空，并继续朝着台湾海峡飞去。不久，台湾军方发现了这架偏离航向的客机，便出动了4架军用战斗机升空拦截。眼看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台军机却从拦截改为了“引航”。原来，几分钟前，厦门航管发现该客机不正常后，就联系了台湾航管部门，请他们协助。

当飞机降落后，担心劫机者闹事，台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已经在滑行的客机后，紧密随行。当核验身份以后，袁斌和徐梅被带下客机，进行侦讯。6个小时后，被劫的飞机由正驾驶文飞开走了。当晚，客机安全平稳地降落在了厦门高崎的国际机场。

另一边，在法庭上，袁斌向台“检察官”说：“我们夫妻愿意接受台湾司法的制裁，希望可以关在一起。等到刑期结束后，我们想留在台湾服务，贡献个人的技术专长。”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袁斌料想的那样。

被关押的那晚，夫妻俩就被分开了。桃园的“地检署”官员告诉他：“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你们将要被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假释后，最快也要3年的时间。”

袁斌听后，犹如被雷劈中一般难受。他决心以绝食来抗争，但“地检署”官员的一番话，让他直接没了脾气。对方很严肃地说：“如果你继续绝食，那么我们会采取强制灌食的方式，以及把你送去医院。”而徐梅被关起来后，整日以泪洗面。

袁斌的结局，完全是他贪心不足导致的。据悉，他没分新房前，住的地方已经很好了。他作为正机长，住在北京市区内住房面积不低于110平米的房子，与当时正局级政府官员的住房标准都差不多了。此外，台湾方面暧昧不清的态度，也是袁斌走向深渊的一大因素。

1983年5月，卓长仁、姜洪军等6人，劫持沈阳飞上海的民航客机，迫降汉城春川机场。韩国要判刑，但台湾当局却认为6人不是劫机犯，反而把他们视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人士”。在韩国服刑一年多后，台湾当局派人游说，把这些罪犯一起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这些人领钱领到手软，还娶了台湾媳妇。

卓长仁、姜洪军后来投资了地下投资公司失败，没钱后，他们就绑架了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的儿子，将其杀死后，向副院长家勒索赎金。案发后，卓长仁、姜洪军被判死刑。当时的风光6人，最后的结局大多不好。而他们当年“受优待”的情况，就使得像袁斌这样的“投机者”眼馋。

据悉，从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地区签署了一个协定。简单地说，哪边犯了事的罪犯到对岸，都要惩罚，并且遣送回去。所以，当袁斌和徐梅在台湾坐完牢，回到大陆后还要继续坐牢。他们本来有大好的前景，却因自己的贪心不足，而走向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