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就医要查梅毒和艾滋，患方告上法庭！100元检查费竟成了车祸事故的扯皮焦点？

导语

传染病检查是对不诚实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障医护职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护。

近期，一起因车祸引发的“过度医疗”纠纷引发关注，伤者一纸诉状将事故责任方告上法庭。今年5月，这起围绕“梅毒与艾滋病”检查争议的案件迎来二审判决，法院维持了原判，要求事故责任方赔偿伤者各项损失共计6600多元。

2024年4月25日清晨，家住安徽滁州的陈先生母亲骑电动自行车与一名58岁男子发生碰撞，两人均受伤。交警判定其母亲承担70%主责。事故发生后，该男子被送往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治疗，并于去年5月1日出院。陈先生一家作为事故责任方支付了该男子各项医疗费用3000多元。然而在结清费用后，他们却对账单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住院期间的治疗费和药费占比很小，大部分支出是检查和化验费，其中几项化验项目尤其令他困惑和难以接受。

伤者出院记录显示，入院时，“患者因车祸致头胸部疼痛不适、右下肢活动受限2小时余……右下肢稍肿胀，右下肢未见明显皮肤破裂；右髋及小腿压痛阳性，未可触及明显骨擦感，右足背动脉可扪及；右髋、右膝活动受限，右足趾活动可；其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医生对伤者的初步诊断为：“1.右下肢损伤。2.头部损伤。3.T8压缩性骨折？”

令陈先生一家费解的是伤者的费用清单。在长长的检查项目中，他看到了“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Anti-HIV）”、“梅毒密螺旋体抗体测定”、“肿瘤坏死因子测定（TNF）”。这几项化验费用合计约100元。“车祸病人还要检查梅毒、HIV，还要进行肿瘤坏死因子测定？”陈先生认为伤者入院时呈现的明显是肢体外伤，这些看似与车祸伤情无关的传染病和特定因子检测，让他强烈质疑医院存在过度医疗行为，认为这抬高了本应由他家承担的医疗费用。

面对陈先生的质疑，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工作人员于今年7月15日作出回应。院方解释，对于车祸外伤病人，考虑到可能因大出血而需要紧急输血或手术治疗，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术前进行HIV、梅毒等传染病项目的检查是必须的。

“这既是对患者负责，确保其获得安全的血液制品和手术操作，也是对院方负责，是标准医疗程序的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对此可能不了解。”对于肿瘤坏死因子测定（TNF），院方解释实际进行的是“细胞因子检测”，目的是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感染迹象，“可能是在打印费用清单时出现了项目名称的错误。”院方强调，对伤者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化验，是为了避免漏诊，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不存在过度检查。

医疗费用合理性引发争议

事故双方闹上法庭

因后续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伤者作为原告将陈先生的母亲诉至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在2025年2月的一审过程中，陈先生的母亲一方提出，要求对原告的医疗费与事故关联性及合理性进行鉴定。法院委托了一家司法鉴定中心，但因被告方（陈先生的母亲）拒不缴纳所需的2000元鉴定费，导致鉴定工作中止。陈先生解释称，父母身有残疾且是低保户，经济困难，无力承担这笔鉴定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虽对医疗费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却拒不缴纳费用，导致其无法提供证据否定伤者医疗费支出的合理性，因此被告的异议不能成立。法院最终判决陈先生的母亲赔偿伤者各项损失共计6600多元。

陈先生的母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今年5月，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该案中，伤者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急诊诊断为头部及右下肢损伤，后住院治疗进行相应的检查，以明确其具体损伤情况下对应治疗，并无不妥。”这相当于从司法层面认可了医院检查项目的必要性。

尽管法院已有终审判决，陈先生对伤者检查费构成特别是梅毒、HIV等项目的合理性仍耿耿于怀，坚持认为存在过度医疗行为。

今年6月，他向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6月11日，市卫健委给予了书面回复。回复中指出，陈先生非患者本人，且该交通事故纠纷已经两级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卫健委特别引用了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观点：“滁州市一院的治疗和检查符合伤情需要，并无不妥。”基于此，卫健委认为该医疗争议已由司法途径解决并定论。

但陈先生依旧困惑，这起事件将“车祸外伤患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梅毒、HIV等传染病检测”这个看似边缘实则关键的问题推到了公众视野中。

大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遍：这绝非过度医疗，而是现代医疗安全体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标准化防护措施。

传染病检查是对不诚实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保障医护职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护

这期纠纷的核心逻辑并非表面那么浅显。进行梅毒/HIV检查，并非因为怀疑事故本身导致了这些感染，交通事故显然不会传染这些疾病，进行检查是基于后续潜在医疗操作，尤其是手术和输血的严格安全要求以及医院感染控制规范。任何如如阑尾炎、心脏病、摔伤、车祸等各种原因住院并可能需要手术或有输血风险的患者，通常都需要接受这类传染病筛查。

在医疗领域，血液安全问题无小事。术前或输血前筛查乙肝、梅毒、艾滋等血源性病原体，核心目的是多重的：保障即将接受手术或输血患者的安全，同时也保护执行操作的医护人员，使其能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防止病原体通过医疗操作在医院内传播，保护其他患者，同时建立完整、合法的医疗记录。

医护人员每天都暴露在职业风险中。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15家医院的研究人员曾进行全国性调研，发布的《中国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与防护工作的调查分析》显示，在参与调查的158所医院中，高达122所（占比77.22%）存在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现象。风险最高的科室包括普通病房、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口腔科及急诊科。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数据更为触目惊心：全球每年约有340万卫生工作者因针刺或锐器划伤接触血液或体液；全球每年超过200万名医务人员因此感染疾病，其中37.6%为乙肝、39%为丙肝、4.4%为艾滋病。如果对患者的基础感染情况一无所知，无异于让医护人员在刀尖上蒙眼行走。

况且现实中，患者隐瞒传染病病史的情况并非罕见。去年12月，一位网名为“铅医蔷薇”的医生分享了一次惊险经历。在抢救一名凶险的主动脉夹层患者时，为抢时间未等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就进行了手术。术中接到检验科紧急电话，告知患者HIV和梅毒检测阳性。术后追问，患者及家属才承认已知晓HIV感染病史却选择隐瞒。该医生痛心疾首：“我拼尽全力想救他的命，他却选择隐瞒，将我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安徽一名骨外科医生也遇到过类似案例：一位要求尽快手术的骨折患者，否认重大病史，但其异常消瘦的体态引起了医生警惕。暂缓手术等待化验结果，果然证实其为HIV阳性，且发现其私下服用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说明他早已知情。

这些沉痛的教训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实：术前传染病筛查是应对隐瞒行为的最后防线。

它无关歧视或过度医疗，而是关乎基础医疗安全和职业防护的铁律。它最终保护的不只是医护人员自身，更是所有走进医院寻求帮助的人。

在围绕职业安全与患者隐私的持续讨论中，湖南一位知名传染病专家曾提出一项关键建议：“在紧急抢救情况下，医护人员应被赋予查看患者过往相关感染病史检查结果的权限，这是应对不诚实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命至上的急救时刻，信息的透明是医患双方共同的盾牌。

这起事件中，法院与卫健委的裁决同样确认了现代医疗中那些看似“无关”检查的沉重份量！它们承载着对生命的双重敬畏：既护佑患者免受次生伤害，也为白衣战士披上无形的铠甲。在这场没有终点的安全守护中，每一份检测报告都是医疗天平上不可或缺的砝码，衡量着个体权利与公共安全的永恒命题，不是纠纷里耍赖的借口，更非逃脱责任的扯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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