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医保骗保案中案：一场裹挟多方的权力与利益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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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直面新媒体

　　2024年春夏之交，山西临汾的一场医保诈骗调查，意外牵扯出更复杂的“案中案”。

　　这起案件由《中国新闻周刊》率先披露：当临汾仁和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阮灿雄因涉嫌医保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后，一场由退休干部、司法官员、医院下属参与的“捞人”行动悄然展开，最终以“参与者”身陷囹圄的荒诞结局收场。

　　这场横跨数月的博弈中，“帮忙”与“诈骗”的界限变得模糊，司法程序的细节与多方证词的冲突，让案件始终笼罩在争议的迷雾中。

　　一、院长被查后的“突围”

　　2024年5月，襄汾县公安局对仁和医院展开医保专项调查，院长阮某雄因涉嫌诈骗医保基金被刑事拘留。嗅觉敏锐的阮某雄迅速逃离山西，藏身北京

　　随后，一场围绕他的“营救”行动随即启动。

　　作为阮某雄的心腹，医院主任兼院长助理赵振源成为关键执行者。

　　据庭审信息显示，阮某雄在京期间多次通过电话、微信指令赵振源，要求其尽快联系“有能力”的人协调关系，争取从轻处理。

　　经人辗转介绍，赵振源结识了临汾市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田东红。在当地官场与民间的评价中，田东红以“热心肠”“讲义气”著称，尤其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初见时，赵振源向田东红透露的案情颇为“克制”：仁和医院仅因30万元医保违规操作被查，希望通过协调避免事态扩大。

　　这一表述后来被田东红的辩护人视为关键伏笔——阮家被指从一开始就隐瞒了案件的真实严重性。

　　田某红当场应允帮忙，随即联系了一位自称“北京某部门领导”的杨某。据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田东红与杨某多次沟通，对方不仅回复积极，还将赴晋行程发给田东红，这让后者坚信“关系已经搭通”。

　　6月中旬，事态升级：阮某雄的妻子林某被警方上网追逃。焦虑的阮某雄指令赵振源加码运作，要求田东红直接对接襄汾县公检法系统。田东红迅速调整策略，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襄汾县人民检察院检A领导。通过该领导的牵线，田东红又与襄汾县某政法部门B领导建立了联系。

　　庭审披露的微信记录显示，在6月中旬至7月初的一个月内，田东红与检察机关的领导联系“几乎每日不断”，涉及案件进展的讨论频繁且具体，期间还多次共同赴宴，而饭局的费用多由赵振源支付，部分由田东红垫付。

　　二、案情反转与信任崩塌

　　在田东红的劝说下，阮某雄一度同意投案自首，条件是争取取保候审。田东红将这一诉求转告检察机关A领导，后者又与政法机关B领导沟通。

　　6月15日，田东红与赵振源陪同民警赴京，将阮某雄带回襄汾县公安局。但出乎意料的是，阮某雄到案后全盘否认医保违规事实，警方随即变更强制措施，将其刑事拘留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妻林某则被取保候审。

　　这一结果起初让阮某雄的父亲阮某枝颇为满意，他要求田东红“乘胜追击”，继续协调。

　　但此时的田东红已从领导处得知了一个惊人消息：仁和医院的涉案金额根本不是此前所说的30万元违规，而是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数百万元，且案件已由临汾市纪委监委督办。

　　真相的冲击让田东红陷入被动。据其辩护律师当庭陈述，田东红曾愤怒地向赵振源表示“阮家没说实话”，并提出退还此前收受的“活动经费”。但赵振源劝阻了他，理由是“怕得罪阮灿雄”，建议“先等等看，别激化矛盾”。

　　随着案件层级上升至市纪委监委，阮家要求田东红进一步拓展关系网。田东红转而联系临汾市发改委退休干部某某泽，希望其牵线纪委系统。但某某泽以“酬金不足”为由暂缓行动，这让本就紧张的协调工作更添阻碍。

　　三、从“求助者”到“举报者”

　　2024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十五），阮某雄被批准逮捕。按当地习俗，阮某枝认为此日“不吉”，坚决要求田东红设法推迟两三天再将阮某雄送看守所。

　　见面时，阮某枝当场交付30万元现金，明确要求用于协调纪委关系。田东红当天便从中拿出25万元交给某某泽，仍遭后者以“钱少”为由搁置。

　　三天后的7月23日，局势发生戏剧性反转：阮某枝突然向临汾市纪委监委举报田东红、赵振源“借机敛财”。

　　次日清晨，阮某枝以“商量后续协调事宜”为由，将田、赵二人约至临汾市养老协会，两人刚进门便被早已等候的办案机关的人员带走。当天，经临汾市纪委监委批准，田东红被安泽县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一个月后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对于阮家的反目，庭审中出现了两种推测：一种认为阮家因“无罪释放”“推迟送押”等诉求未达而心生不满；另一种则指向更复杂的动机——有旁听人员透露，阮家可能想通过举报“拿捏”曾参与协调的司法官员，以此作为后续博弈的筹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说法的真实性尚无法被证实。

　　四、法庭交锋：

　　案件的两次庭审成为争议焦点。

　　第一次庭审后，安泽县法院向检察院发出补充侦查建议，明确指出起诉证据存在缺陷：田东红的辩护人提交了其与权A领导、B领导、杨某、某某泽等人的电话及微信记录，“证明其确实在为请托事项运作”；

　　同时，起诉书及相关证据显示，田东红曾向赵振源提议“给相关人员的钱没送出去，不行就退了”。法院据此认为，“指控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钱款的证据不足”。

　　但检察院仅补充提交了田东红与赵振源的两份简单笔录，法院认为“无新的实质性内容”。即便如此，田东红最终仍被认定有罪。这一判决引发质疑，其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两点：

　　其一，田东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方指出，田某红收受的款项分文未动，且协调期间的吃喝费用多由自己垫付，微信记录中更有“不行就退钱”的明确表述，甚至有“相关领导”告知其“钱先放你那，等案子结束再取”。此外，直至被带走前，阮家从未要求退钱，反而持续催促办事，可见双方仍处于“委托协调”状态。

　　其二，田东红是否虚构事实？辩护方强调，田东红自始至终未隐瞒身份，其联系的A领导、B领导等均为真实官员，协调过程与结果也及时向阮家通报，不存在虚构关系或进展的行为。

　　五、 争议背后

　　临汾这起“案中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撕开了基层权力运作的灰色角落。

　　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言，本案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帮忙”，而在于“这种帮忙是否合法”。在中国的司法框架下，任何试图通过非正当途径影响案件办理的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但田东红案的复杂性在于，其行为从形式上看更像是“低效的协调”而非“蓄意的诈骗”，证据链的模糊性让罪与非罪的界定变得异常困难。

　　案件的最终走向，不仅关乎田东红、赵振源的个人命运，更折射出基层司法生态中程序正义与权力干预的持续博弈。当“帮忙”与“诈骗”的界限因权力介入而变得模糊，如何坚守法律的刚性尺度，或许是这起案件留给社会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