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分野！

公元前39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很多雅典人急匆匆赶往广场上的民主法庭，500位雅典公民组成一个庞大的法庭，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进行审判。

审判程序相当民主，首先是原、被告先行辩论，然后举证，最后陪审团投票。陪审员们在经过民主程序的起诉、辩护后，最终以280：220的投票结果，以不崇拜神灵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老人死刑。

黄昏行刑时，老人微笑着看了看陷于悲痛的朋友们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然后从容安详地饮鸩而亡。

这位老人就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时光过了60多年，公元前338年，在离雅典万里之遥的东方秦王国的刑场上，四周武士林立，被行刑的那个人，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车被套上了马匹，一声令下，犯人旋即被五马分尸。

此刑为车裂之刑，而被行刑者为秦国丞相商鞅。

其实，苏格拉底即使是被判了死刑，他有很多机会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道歉、请求宽恕；他可以赎买，有人愿意给他出这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他可以逃走，有人已经为他办理了一切。

但是，他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他做了一个典范的理性民主公民，选择了服从判决，选择了死亡。

而从审判过程来看，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权的民主法庭通过公民大会的起诉、辩论和投票表决处死，苏格拉底本人行使了充分的自我辩护权，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十分民主的。

因此，苏格拉底是死于“民主”之手。

商鞅曾经是秦国最得力的大臣，他通过法令治秦，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二次改革变法、励精图治，以激进而残酷的方式推行变法，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

他实行连坐，推崇轻罪重刑，树立权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的雏形。因其在秦朝变法时得罪权贵，在秦孝公死后，被政敌诬告，他在得知秦君要杀他，非常不想死，便走上逃亡之路。

但是，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的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的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便有牢狱之灾。

于是，没有经过程序公平公开的审判，没有提供他辩护的机会，没有合理的法庭组织和审判过程，仅凭一纸诬告，即被怀疑有谋反之罪，便行车裂之刑。从这个角度，商鞅死于其缔造和推崇的“专制”之手。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文化基础。

民主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政治制度的架构依据，充分贯彻尊重个体权利和自由的理念。

苏格拉底的死是以民主的形式去完成一项法律的判决，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的整体自由权利得到实现，但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并没有体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

苏格拉底作为民主真理的追求者，曾明确表示反对演讲家和蛊惑家用语言来取悦多数，把民主变成私欲按动的表决机器，政治便成为失去理智的修辞。

非常遗憾，雅典民主从一开始就有这个倾向，虽具备现代民主的形式，却不具备现代民主的理性精神，缺乏法律的保障和约束。所以，苏格拉底最后选择服从判决，也是为了捍卫法律，以身殉道，给雅典上了最后的民主一课。

专制的特征在于集权，商鞅作为战国法家李悝的弟子，以法家理论立国，先以帝道，继之王道说秦孝公，最后定格于非常实用的霸道之术事君，整个秦国严刑峻法，实施连坐，编制户籍，奖励军功，把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维护秦王的专权。

所以，法律在商鞅的治国理念中，更多的是一种愚民驭民的工具，是掌权者手中的利器，没有成为社会公器，更不是一种制度信仰。

在这种制度下，个体存在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是上下服从的臣民，秦王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商鞅面临被告发时，他深知这就是生死抉择。在这种专制的体制下，没有合理的审判和辩护，惟一的选择是背叛自己制定的法律制度，放手一搏，以求一线生机。

几千年前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分野，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亦是制度张力的不同方向。专制制度下，法律只不过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者手中的工具而已，个体必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可言。

民主制度下，若缺乏法律的合理保障和约束，民主也必因缺乏理性被滥用，同样损害个体权利和自由。

因为洛克说过：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