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25，当我们历尽艰辛到达长沙的当晚却发生了大火

名为新市的小县城，只不过是中国到处都有的小城镇中的一 个。它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小城镇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现在在我们 眼里，它却是大城市了。我们睁大眼睛直看着久已不见的电灯光， 看着那商店里货品很少的柜台。投宿的“旅馆客房”,也令我们激 动不已。

“客房”这个名称，无论怎么想也是不贴切的，充其量不过是 有间隔的房间而已。狭窄的走廊两边，并排着用木板隔开的小房 间。每个房间只放着两张床，此外便别无任何家具了。电灯只有 一盏。为了使每个房间都能得到一点亮光，隔板的上部未与天花 板相连。

尽管这样，在我们看来，它已是豪华的旅馆了。当房间顺利 分配完时，无论谁都乐得手舞足蹈。我们在凉台上交谈新的情况。 按照中国南方的习惯，凉台设置得都环绕着庭院。

电报联系成功了。

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一直在为我们担心，得到我们的消息，人们心头悬着的大石总算落下了。几个小时后， 为载我们而来的两辆货车开来了。

到达湘江之畔的大城市长沙时，血红的太阳，正沉入西方的地平线。“像火一样。”炳南说。

不过，这时候炳南做梦也没有想 到，这个诗一般的比喻当晚便成了恐怖的现实。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所大建筑物之内。这所建筑物原来是一 个中国富翁的家，八路军把它租了下来。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 就像做梦一样：宽敞而雅致的房间、明亮的灯光、与怀念着的朋 友们的重会。显得非常激动的周恩来欢迎我们一行时，用双手 一拥抱每个人。

我未想到，周恩来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 够控制自己的人，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一次又一 次地和我们紧紧握手。他问候每一个人，不管是年纪最轻的战士， 还是地位最低的印刷工人，他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问有什么要求。 他毫不掩饰为我们平安无事归来而高兴，为他的通讯员的牺牲而 悲伤。

“我差不多要陷入迷信了，”周恩来说，“在这三个月中，我 失去了三名副官。”

这天晚上，周恩来本人和办事处的其他人都睡在地板上。所 有的床、垫子都让给我们了。我们抗议说，我们并不是伤病员， 可他们说我们是贵客。最后只好领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像着迷似地细细看着房内挂着的各种颜色的刺绣。室内摆 设着用中国红木制的古老而美丽的家具。湖南省熟练的刺绣女工 以及她们所绣的壁毯，在全中国都很有名，受到珍爱和重视。睡 觉前，当我们和周恩来一起喝茶时，我问他，估计还有多久日军 会到长沙。

他答道：“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很近。现在武汉和 广州都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看着这个以贵重的家具装饰的房间，心想：不久日军就要住在这里面吗?

“这所房子的主人，已经搬到内地去了，”周告诉我，“他对我 们租用他的房子，非常高兴。所以，租费很便宜。”

我的目光落在床架帐顶的手工精巧的刺绣镶边上。我忍不住 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 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 下带走。”

周恩来很为难地摇摇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 一员了。”

我们交谈后，只过了几小时，这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在我 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晚上，长沙被火团团围住了。

1938年11月12日，长沙的中国司令官下令在全市纵火。

他 为什么下这道命令，现在似乎还未能完全弄明白。据说是因为误 解了电话的内容所致。

无可置疑，日军的攻击常常是闪电般的， 可是为什么要在市中心，在许多街头同时纵火，而事先对市民不 发出警报呢?这是根本无法解释的。

后来，有人认为，这是国民 党内部的亲日右翼集团放的火，这是他们叛变的信号。这就是说， 借此使蒋介石走上穷途，逼迫他对日妥协。这个右翼集团的领导 人汪精卫在长沙大火后，立即飞往印度支那，提出对日合作。

不 管怎样，长沙大火数日后，蒋介石到达已烧成一片废墟的长沙， 追查责任，对当事者进行了简单的审判。包括司令官在内的三名 高级将领，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后来我们听说，这场引致严重后果的大火，是在半夜快到 三点的时候烧起来的。半小时后，我们被嘈杂的声音吵醒。“起 来!”许多人尖声喊着。连解释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失火了!这条街烧起来了!”一个战士对我们喊道，“赶快到河边去!”

我们没有什么行李可收拾。身无一物，有时倒也有其长处。周 恩来沉着地发出指示。最重要的文件和物品包捆起来，扔到货车上 去。幸而，通往湘江方面的道路仍可通行。救火是没有任何指望的 了。到处火光冲天，到处都是绝望的人群，他们试图从灼热的地狱 逃脱出去。

“运气还算好，”李克农说，“我们一个哨兵及时发现有人放 火。这个哨兵在夜间巡逻时，在月色下看见一个国民党士兵向近 旁街角的一所房子点火。哨兵以为这个放火的人是发疯了。当哨 兵高声喝问时，放火的士兵只回答了一句话：‘这是命令。”

无论哨兵怎么喝止，那个放火的人并没有住手。这时候，各 处都是滚滚的浓烟，天空已被火光染红，要想救火已来不及了， 只好把人们吹起来避难。只听见警报乱打，更准确地说是警报乱 吹。“吹”是确切的说法，因为周恩来立即让号兵到附近的各街 道边走边吹号，把居民从酣睡中唤醒。可是，在这个恐怖的晚上 来不及逃走而死伤的人仍然不少。要计算有多少死者是很困难的。 有人说死了两千，也有人说是两万。

衡阳郊外的“远足”

寒夜已尽，天亮了。我们乘货车离开烈焰熊熊的长沙时，李克农说：“我们可真是赴汤蹈火哩!我们还会发生什么呢?”

周恩来劝我和简小姐乘他的汽车。他是乘汽车走最近的路往 桂林，然后乘飞机到重庆。我们则决定和其他战友一起行动。特 别是因为需要接受我们“医疗”的还有好几个人，我们这样决定 是理所当然的。

身着军装的王安娜(前右) 和战友们(约1951年)

我们的目的地也是桂林。从桂林乘飞机往重庆或香港可以通 航。不过，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湖南省南部的衡阳市。到达衡阳后， 也许将乘火车往桂林去。通往衡阳的公路很窄，满是难民的队列和军队的运输车，我们不得不在码头等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大家，当然简小姐和我也一样，在长沙时，都脱去穿得 又旧又脏的褴褛衣衫，换上清洁的军服。从货车上爬上爬下，穿军服也比我们一直穿着的裙子方便得多。当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穿上军服竟招来了流言：八路军现在带着两名苏联军事顾问，而且是女的!

当我们在衡阳附近的红十字会临时总部访问林可胜博士时， 他给我们讲了这一活灵活现的流言，然后他说：“现在我终于知道 这两名女军人是谁了!原来是一名加拿大妇女和一名德国妇女!”

为了等候去桂林的车，我们在衡阳待了10天。在此期间，我 们每天都去“远足”,当然并非自愿。那是因为每天早上日军的飞 机都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衡阳市上空，所以，市民们都作好 了充分的准备。

最晚在八点半，商店和饭铺全都关门打烊，人们 把重要的物品整理好拿在手上——裁缝抱着拆开的缝纫机的机头， 卖帽子的把20顶以上的帽子摞在自己头上，走出城门，往荒野和 山冈隐蔽。既没有防空地下室，住房的结构也很不牢固，如果炸 弹在附近落下，房子就会像纸扎的一样，马上倒塌。

就这样，在衡阳市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出门，就 像集体远足一样。队列的前头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继之，男人殿后。快到九点钟时，铜锣和号角齐鸣。“警报!”在队列最后面的 人便慌慌张张地跑起来。时间已不多了。日军的飞机场就建在离衡 阳市不远处。

“快，快!”人们向排在队列最后面的人这样喊着。喊声过后， 一切归于宁静。每个小山冈上都聚有几千人，有如巨大的露天剧场 的观众。舞台位于我们的前面：澄清的秋日天空和天空下面的这座 城市 衡阳。

路上，尘土仍在轻轻飞扬，那是落在队列后面的人 一溜烟地奔逃所带起的。孩子们全都被叫到父母亲的身边。香烟的 烟头都灭掉了，太阳伞也关上了。谁要是穿着颜色显眼的衣服，必 须马上躲起来，同时还会招致人们对他的普遍不满。颜色鲜艳和浅 淡的服装易为敌机发现，这种看法支配着当地的居民，有时甚至到 了无可理喻的程度——有的人因此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抓起来。

人们 的服装都是藏青色的，几乎很少有人敢穿其他颜色的。由于我们已 完全适应了这一习惯，所以直到几个月以后，简小姐和我到了平静 的上海，也仍然不敢买颜色鲜艳的服装。

我们一行滞留在衡阳时，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但市区只遭炸三次。每次空袭警报解除时，铜锣、寺院的钟、警报解除信号都响起来。人流重新返回市内，可是，许多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了。

我们终于与衡阳和每天的“远足”告别了。这时我们才真正 体会到中国南方12月的寒冷。我们在衡阳车站的月台上接连过了 两个冰冷的夜晚。火车是不定期运行的，连续两天，连列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几百人以极大的耐心继续候车。李克农最后搞到了两辆货车。乘没有篷的货车，当然不是好受的，但总比在月台上无休止地等候要好。

广西省的中等城市桂林，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无须为住宿 操心。但李克农却为简小姐和我的问题担心。“你们两位一直和我 们在一起是不大好的。你们一定听到过八路军里有‘苏联女军事顾 问’同行之类的谣言。以后还会说八路军有不道德的行为哩!”

炳南想尽早往重庆方面去，他希望在桂林能与周恩来见面， 与周商量今后的各种事情。炳南也认为李克农的意见是对的，我 和简小姐应到浸信会的传教团那里去。

“如果找到旅馆，”他安慰我们两人说，“立即把你们接回来。” 这时候，向来是冒冒失失的马正君，和我们约好，每天来看我们。 他还很肯定地说：“如果你们在那边住得不好，我会想办法的!”

“浸信会的人见到我们，会怎么说呢?”简小姐边敲着浸信会 总部的大门，边对我耳语。“我们既不像可敬畏的外国人，更不像 传教士啊。”

与预想的正相反，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出来招呼的两名 美国妇女听说我们迷了路，对我们深表同情。她们拿红茶给我们喝，是加了牛奶和砂糖的“立顿”红茶，并马上答应了我们借宿 的要求。

其中一人，还很抱歉似地补充说：“可惜我们只能给你们 两位提供一个房间，因为另一个房间要留给一对往香港去的传教 士夫妇住。”

离开汉口之后，我们俩第一次单独躺在雪白、柔软的床上! 一个浴室、一张床——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们和这种西洋式的 环境已完全疏远，此时颇有些惶惑。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与浸信会这个安乐窝一样，早餐也是美 式的，炳南来接我们。

炳南说，周恩来在政府专用的旅馆里有一个 房间。周夫人已乘飞机去重庆了，周恩来马上把空房让给了他。

“周恩来也要在这几天乘飞机去重庆，”炳南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们也给简小姐找到了一个住处。”

“陆军社”——这是政府专用的旅馆的名称。它和我们住惯了 的宿处真有天渊之别。如果要打比方的话，一个像是希尔顿酒店， 另一个则像难民所。“陆军社”是现代化的建筑物，前厅宽大，铺 着地毯。周所住的房间即使和欧洲的一流饭店相比，也绝不逊色。

周恩来衷心欢迎我们的到来。他得知我们在途中饱受各种劳 苦之后，对我们深表歉意。接着，他便开始和我们商量今后的计 划。简小姐希望到香港去，所以我得设法把她送到香港。

听我们说完以后，周恩来对我说：“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 先，我考虑到你们两人往重庆已走了半路，而且我自己也希望炳南尽快往重庆去。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的考虑。前几 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 光透视机， 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 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 能取得紧密的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香港和上海?又回到海边，回到大城市?周恩来从我的脸上 一定看到了失望的表情。

“当然不会待得很久，”周恩来保证说，“大概一个月以后，你 便可以往重庆去。”

“可是，我不能像简小姐那样，直接飞往香港，”我插嘴说， “我虽然很幸运，把我的中国护照保存下来了，可是它已经过期了。 当我最后一次在香港时，人家告诉我，我需要持有英国的签证。”

周恩来有了好主意。他说：“在进入印度支那的边界上，有一 个地方叫龙州，外交部在龙州设有办事处。你可以在那里办护照 的延期手续。巧得很，我的一位朋友，边防警备司令李将军，正 在桂林。请他回龙州时把你也一起带去吧。”

“那么,在上海见面吧!”我和简小姐分手时说。她要乘一位 政府顾问的私人飞机往香港去。

“假如我们一本正经地穿上西欧人的服装，夹杂在众多的高鼻 子当中，我们相互还能认得出来吗?”简小姐临别时说。友好的 浸信会传教士觉得简小姐身穿红军制服，足登中国帆布鞋，到英 国的殖民地去不合适，于是便把她们的旧传教士衣服借给简小姐 穿。简穿上以后，那副滑稽的样子，自己看了也不由得笑出声来。 那位政府顾问只是耸耸肩，什么也没说。他大概会想：“这些红色 分子原先穿着制服走来走去，样子委实难看，可是现在穿上洋装， 也还是怪模怪样，挺吓人的!”两个星期以后，他再看看简小姐 的装扮吧!

我还得等几天才能出发。这对我反而是一件好事。很早以前， 我对广西就有兴趣。在与炳南一起到中国来之前，我就想看看这 个在中国最南端的地方。当时，炳南认为这是幻想。他说，要到广西是太困难了。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在广西了吗?而且，是 在比和平年代的条件要困难得多的情况下成行的!

我对广西感兴趣，是因为它被称为模范省。我常常听说，许 多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无法实现的事情，在广西都办到了。李宗仁和 白崇禧这两名将军，把广西作为自己的地盘加以建设，这无疑是事 实。不过，他们并不仿效军阀的老一套，而是采取了新的、先进的 方法。

首先是修筑公路，兴办工业和实验农场。尽管他们搞起来的 农业改革，是按照上面的指示，遵从权威性的原则去办的，但是， 他们这种改革毕竟使广西面目一新。广西和其他省的不同之处，只 要越过湖南省与广西省的边界便能觉察到。广西的士兵和政府工作 人员给人的印象也不错。尽管广西的自然条件并不好，但农民的生 活却比富裕的稻米产区湖南省要好。

在广西的旅途中，因已入夜， 我们恐怕走夜路会遇到土匪的袭击，便向一户农家求宿。这一家的 农民自豪地答道：“广西一个土匪也没有!”虽这样说，他还是高 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夜的宿处。

抗日战争开始前，广西省的两名将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一 直十分紧张。直到1936年夏天，两方面还发生过武装冲突。但是， 抗战爆发时，广西省的军队立即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远离故乡 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广西省派出的军队比中国其他任何一省都多。

至于风景，广西省是富有魅力的。桂林城东墙附近，碧绿的 河水在流淌；河上有两座桥，水面上浮荡着水上人家的船只和渔 舟。大量的阔叶树、针叶树和各种柑橘果树及其他亚热带植物， 使这里的景色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最美的要算拔地而起、形如大 石柱的山了。这些石山简直不像是山，而像是童话里白雪公主的 住处。即使在市街的中心，在住宅和树丛之中，到处也可以看到 奇峰兀立。

桂林的居民也觉得这些山具有神话般的特征。流传着的许多 故事，就以这些山岩里的超乎自然的神怪为主角。据说，某座山 上有两只美丽的狐狸精，另一座山上则住着一头老虎。河对岸的 一座山里，有天然的隧道可通，传说这条隧道是两千多年以前， 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一箭射穿的。无数的宝塔、寺院、园亭等等， 都充满着幻想般的奇趣。

童话般群山中的那些天然岩洞，深受桂林市民的欢迎。进入 这些岩洞，空袭的时候也若无其事。来到分布在山上的佛教寺院 里，还可以吃到味道不错的素食，喝到僧人自制的葡萄酒，长途 跋涉的疲劳顿时一驱而散。市内的连环拱廊、美丽的公园以及为 花园所环绕的有游廊的平房，使得桂林成为一座与其说是中国式 的，不如说是欧洲式的城市。

周恩来乘飞机往重庆前，介绍李将军给我认识。我要和这位 李将军一起，乘三天车到广西省南部。他风度翩翩，精力过人， 年龄大约是35岁，举止很有广西人的特色，或者可以说是“普鲁 士式”的。

炳南已订了往重庆的飞机的座位。与所有同我们一起长途跋 涉的亲密战友们分手的时刻来到了。机智灵活、任何时候也不会 束手无策的我们一行的队长李克农、鲁莽的勇士马正君、“老熊” 洗可德、边参谋长以及其他一些人，一一与我握手惜别。我们还 会重逢吗?

过了多年之后，1950年，我在北京旅行时，在火车站的月台 上，一位高级公安干部走近我的身旁。“你还认识我吗?”他边笑 边问。

“1938年，我们曾一起辗转湖南和广西的啊!”我记起了， 他是在桂林分手时与我告别的战士中间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