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腰斩版权剧？

文｜33‍‍‍‍‍‍‍‍‍‍‍

在经历了IP采购大战、自制剧崛起、精品化转型等不同阶段后，视频平台正迈向行业最后的深度调整期。

如今，各平台纷纷剑指版权剧，许多平台都把资源倾斜到自制剧和定制剧，对版权剧进行严格收缩，这预示着未来行业的版权剧份额会越来越少。

平台为何要集体收紧版权剧的“闸门”？这一调整背后藏着哪些战略逻辑？又会给剧集行业的生态格局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当版权剧的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整个行业的创作风向与发展路径，又将发生何种转变？

中小制作公司面临淘汰，

剧集行业难出新玩家

“大概七八年前，花了几百万抢到几个知名IP版权的时候，我是有信心大赚一笔的。到了三四年前我手里还有五六个IP没有改编，但那时候这些IP已经是烫手山芋了。”某制片人花落去（化名）告诉骨朵，去年开始他就尝试把手上的IP转卖出去，但由于IP年代久远，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眼看着自己手上五六个IP将在未来几年相继到达版权权限，而自己又没有资金搭建起剧组，更没有办法从平台手中拿下版权剧份额，花落去意识到自己之前买IP的钱已经全打水漂了。“我甚至想过把IP卖给短剧方，或者分销给其他小说平台，但现在网文和短剧的更新迭代比长剧更快，他们宁可不拍、不上新，也不肯考虑我手里这样的老IP。”

花落去的困境并不是个例，他告诉骨朵，自己所在园区的好多公司几个月都没有新的项目启动，都在苦苦支撑。究其原因，就是平台近几年开始收缩版权剧的份额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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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去透露，平台对版权剧份额的收缩，就像一道闸门，直接切断了中小制作公司赖以生存的水源。“闸门确实不是一下子关死的，但是这几年陆陆续续关闭的时候，我们这些早期入局的玩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

以前，平台采购版权剧时还会采取“广撒网”策略，即便一些中小公司的作品稍显稚嫩，也能凭借独特的题材或创意分得一杯羹。但现在，平台的采购清单越来越短，版权剧份额甚至只有个位数，这就让每一个名额都被视为“战略资源”，优先向那些能保证流量、把控品质的头部公司倾斜。

更让花落去这样的中小公司负责人绝望的是，平台不仅缩减份额，还在采购标准里悄悄抬高了“隐形门槛”。他从许多同行那里了解到，除了常规的制作标准，平台还额外要求“必须有一线导演或演员背书”“需搭配至少两个平台指定的衍生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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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压根就没想过给我们这些中小公司机会，光是请一线演员的片酬，就够我们做整部剧的预算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小型影视公司递到平台的项目策划，十有八九连初审都过不了，往往只收到一句冷冰冰的“风格与平台调性不符”。

花落去明白，未来等着他的要么就是团队解散，要么就是团队一起加入某个大公司。他认为平台这些看似对作品质量的要求，实则构筑起了一道中小公司难以逾越的资金与资源鸿沟。“没有公司能够在此时进入长剧集行业，也没有公司能够在此时愿意进入长剧集行业，更没有公司能够在此时挤进入长剧集行业。”

大公司正在从厂牌到工厂，

剧集的制作流程也已调整

曾几何时，平台与制作公司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平台依赖制作公司源源不断地生产剧集内容，以填充其内容库，吸引用户；制作公司则凭借平台的采购订单，维持运营与发展。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天平已明显向平台倾斜。当下，不论是头部制作公司还是中小型制作公司，都只能依赖平台生存。花落去直言，现在平台的话语权太大了，“从剧本策划到演员选角，再到后期制作，平台的意见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种话语权的转变，促使头部制作公司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往，头部制作公司多采用“厂牌模式”，依赖单一的、极具创造力的创作团队，以独特的风格和优质的作品在市场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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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平台的深度介入下，“工厂模式”逐渐兴起。这种模式下，剧集的制作流程被细化为一个个标准化的环节，从剧本开发阶段引入数据评估，以市场喜好为导向筛选故事题材；拍摄环节采用模块化分工，不同的小组负责不同场景、不同类型镜头的拍摄；后期制作也形成了固定流程，确保每一部作品都能符合平台设定的基本标准。

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花落去透露，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许多导演、编剧和片方制片人大范围给平台反馈，“工厂模式”下创作的自由度被大大压缩。剧本要反复修改以满足平台的数据要求，很多创意在这个过程中被磨灭了。

“大概是2021年左右，平台的‘唯数据论’好了一些，或者说是比2019年的时候好了很多。”花落去告诉骨朵。但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平台开始陷入“大导演论”“大编剧论”“大制作公司论”了。

这导致许多知名导演、编剧和制作团队的话语权不断增大，而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垄断了头部创作人才和制作资源。这也是这些举措背后更隐蔽的影响。

一方面，资源集中构筑起固化壁垒，挤压了行业流动性。平台合作长期锁定大导演、大编剧、大公司，年轻创作者即便有新颖构想，也难获独立的操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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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头部创作者与公司也在垄断中渐失突破动力。平台偏好复制成功经验，大导演、大编剧常被限定在擅长领域：家庭剧导演难以触碰悬疑题材，古装编剧持续被投喂同类型剧本。头部公司为稳保合作，也甘愿走“安全牌”路线，用标准化流程批量生产符合平台数据模型的作品，而非冒险探索新边界。最终导致创新表达锐减，行业活力被悄然消解。

“其实行业一直在变化，所以要一直变革，现在回看几年前的举措，也很难说是对是错。”平台和制作公司都在这场变革中摸索前行，花落去认为，或许当下的调整会为行业沉淀出更稳健的发展模式，只是这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平台为什么要减少版权剧份额？

回溯早期，视频平台间的版权大战硝烟弥漫。为了争夺热门剧集的播放权，各平台不惜斥巨资，版权价格被一路推高。据花落去回忆，当时一部热门版权剧的价格能达到数亿元。即使采购成本高得惊人，但很长一段平台还是对版权剧趋之若鹜。

“那时候我们都看傻了，平台砸钱跟打水漂似的，所以大家也都开始盲目抢IP。”花落去起初还盼着能从这场大战里分点汤喝，谁知道最先被抛弃的就是他们这些小公司。

直到后来，高昂的IP费用大大压缩了盈利空间，平台们才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比如联姻网文平台，孵化属于自己的网文平台，让IP能够到自己手里。这就让自制剧和定制剧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平台的“心头好”。

而随着行业的发展，精品化已成为剧集行业的主流趋势。平台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集中资源打造头部精品内容。减少版权剧份额，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更好地倾斜至自制与定制领域。

从战略层面看，平台收缩版权剧业务，是聚焦核心业务的体现。通过强化自制剧和定制剧的优势，平台能够增强自身在内容市场的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他们要的是能完全掌控的产业链，版权剧这种‘外部采购’模式，他们是铁了心要边缘化的。”

只是这种“大包大揽”的模式，总让人想起当年电视台的老路。彼时互联网平台还未兴起，一统江湖的电视台自然什么都想掌控在自己手里，这就导致内容创新越来越少、盈利也越来越难，最后不得不走上制播分离路。

用当下的眼光来看，那些年褒贬不一的“电视台制播分离”举措并非偶然，而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此后诸多成功的剧集和综艺项目，都印证了这种模式在激发创作活力、提升内容质量上的显著效果。

比如联姻网文平台，孵化属于自己的网文平台，让IP能够到自己手里。这就让自制剧和定制剧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平台的“心头好”。

像现象级宫斗剧《甄嬛传》由花儿影视制作，登陆东方卫视、安徽卫视；家庭伦理剧《幸福来敲门》由天视卫星传媒、同乐电影制作，在央视一套播出；谍战剧《潜伏》由东阳青雨影视制作，登陆天津卫视等多平台，成谍战剧标杆；古装权谋剧《琅琊榜》由正午阳光制作，登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收获无数好评……

在综艺方面，制播分离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好声音》由灿星制作主导核心环节，电视台负责播出宣传，成现象级作品；《奔跑吧，兄弟》由浙江卫视与韩国SBS联合制作，广泛传播成国民级综艺；《爸爸去哪儿》由湖南卫视与谢涤葵团队合作，成为当年综艺黑马……

说回现在，平台正处在试图掌控全产业链方向的关键时期，不正如当年那些试图垄断内容生产与分发的电视台一样？可行业的车轮从不会停在原地，新旧模式的交替本就是常态。不过说不定过几年平台和行业又会出现新的困境，平台又该寻找新的破局路径，从全产业链的闭环里重新拆解出更灵活的合作模式。

总之，行业走到这一步，平台选择缩减版权剧也是必然的。毕竟之前行业泡沫严重，演员片酬虚高到离谱，大量成本被无效消耗，既挤压了制作投入空间，也让内容质量难以保证，这样的畸形状态注定难以持续。

这些制播分离的案例无不证明，行业唯有保持开放与协作，才能迸发持续的活力与竞争力。而这兜兜转转的行业历程，恰似一场不断重演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