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彭真的秘书，曾任北京市委常委，1966年因得罪江青被迫自尽

1948年底，我军对傅作义集团已经完成了战役分割和包围。面对如此颓势，傅作义开始有意向我军和平移交政权。

在此情况下，毛主席决定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前往接管北平的行政工作。在此后的17年间，彭真的职务虽屡经变动，但始终兼任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

1953年秋，年近不惑的李琪调到彭真身边担任政治秘书。

俗话说“与优秀的人同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李琪在彭真身边工作，深受其教诲，其职务也不断攀升，到60年代初，他就已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却在“特殊时期”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李琪作为彭真的得力助手，深得彭真的赏识和器重。比如有一次请毛主席看沪剧《芦荡火种》时，彭真就特意安排李琪坐到主席身边，对他说：“今天陪主席，你演主角。”

事实上，毛主席也非常欣赏李琪，他写的《<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就曾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夸赞他书写得好。

在这段时期里，李琪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相对比较顺利，但在1963年后，这一切就发生了转变。

这年，江青突然提出要在北京搞所谓的“京剧改革”，彭真决定由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负责与她联系。

彭真之所以选择李琪与江青联系，并不只是因为李琪当时主管文艺工作，而更多考虑到他那沉稳干练、实事求是的品格。当时，彭真明确对李琪说：江青这个人不好共事，但她身份特殊，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

最初，李琪是表示拒绝的，但为了顾全大局，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不过，也正因如此，他在与江青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谨言慎行，敬而远之。然而，事情的结果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谓的“京剧改革”，不过是江青放出的一个烟雾弹而已，她的最终目的，是想在文艺界煽动“左”的思潮，为她当“文艺革命旗手”制造声势。

江青一来，当即就对市委安排由宣传部长和她联系感到不满，理由是李琪级别太低，彭真小看她了，于是提出由一位书记与她联系。

但彭真也不和她争辩，而是为她详细介绍了李琪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江青听后很满意，这才勉强同意。

尽管江青当时的职务并不高，但碍于她的特殊身份，李琪和其他很多文艺工作者还是给予了她相应的尊重，并认为江青也一定会给予他们同样的尊重。但事实证明，他们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短暂、平和的时光过去后，江青终于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她开始指手画脚，各种挑剔、刁难，演员看不上、编剧看不上，搞得大家一时间无所适从、诚惶诚恐。

据李琪回忆说：江青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即便只是稍加解释，也会被她视作不听话。但如果你保持沉默的话，她又会认为这是故意对抗。

随后，江青一系列“离奇”的操作，更是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比如，她不许演京剧传统戏，只准演现代戏；不让演话剧，还把话剧说成是“死了的”剧种。此外，她还下令撤销北方昆曲剧院等剧团，不让马连良、张君秋等著名演员再登台演出，让那些青年武生们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战士等等。

彭真和李琪当即便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一致认为：现代戏要演，传统戏也要演，戏曲不能“一花独放，百花凋敝”，而是要“百花齐放”。接着，他们还让有关部门开出了100出京剧历史剧剧目清单，准备让北京的剧团演，还要北京电视台广播。

对此，江青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之后，她接连公开宣泄自己的不满：“他们眼里没有我”“李琪只听彭真的，不听我的”……她甚至还给北京市委扣上一顶——“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的莫须有的帽子。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江青也意识到李琪的确是个人才。所以，她一方面斥责李琪，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多次给他吹风，说“北京市委是错的”，企图将他拉上自己的贼船。

但李琪早就对她的行为感到不满和厌恶，根本不可能听信她的一面之词，更不可能上她的贼船。好几次江青打电话来找他，他都选择避而不见。李琪为人坦荡、正派，即便是在公开场合，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江青的憎恶。

1965年底，在江青与张春桥的精心策划下，姚文元抛出了保密了几个月、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并给其戴上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对于姚文元这篇文章中的诸多观点，李琪表示不敢苟同，他认为，吴晗即便有错误，那也只是历史观点的错误，仅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没必要如此上纲上线。

当然，李琪也非常清楚，这次批判表面上是姚文元发动的，但其实背后的主导者就是江青，不然上海是不敢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轻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长的。

但不管怎样，李琪还是决定先作出回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再说。接着，李琪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试图将问题引到学术讨论上来，并反对“对吴晗的诬陷”。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李琪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李琪的这篇文章一经发出，当即便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一度成为了被指摘的对象，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时戚本禹对他的点名批判，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包庇吴晗，是给吴晗抛出了第二个救生圈。

而自从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点了李琪的名后，全国的报纸、电台都开始批判他，压力巨大。李琪知道，这肯定又江青在背后搞的鬼。

事实上，对于江青，李琪是一忍再忍。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现实证明，他的确是避无可避了！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给老领导彭真写一封信，如实反映自己对江青的看法——“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无事生非、仗势欺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信，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不久后，有人便举报李琪反对江青，而重要证据就是这封信。紧随其后的，便是隔离审查和无休止的批斗。

1966年7月10日晚，想不通、满腔悲愤的李琪最终选择了自尽，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当时，他还不到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