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棺出征收新疆，左公硬气护家国，寸土不让照青史

你见过拿自己棺材板赌国运的吗？

清朝末年那会儿，朝廷像个破落户，家里值钱的东西被外人抢得差不多了。新疆那块地，占了国家六分之一的大小，有人却觉得太远太偏，不如扔了省心。说这话的，还是朝廷里说话算数的李鸿章。

朝堂上吵翻了天。李鸿章拍着桌子说，新疆那地方，收回来也种不出庄稼，守着还得花钱，不如把军费省下来，多买几艘船守着海边。这话听着就像家里遭了贼，有人却说“屋里的东西别要了，保住大门就行”。

就在这时候，一个快七十的老头站了出来，他就是左宗棠。老头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指着李鸿章的鼻子骂：“你懂个屁！新疆丢了，陕西、甘肃就得遭殃，京城的大门都得被人踹开！”

这话不是瞎咋呼。当时新疆已经被阿古柏占了，背后还有英国和俄国撑腰，就像恶狼闯进了院子，不赶出去，全家都得遭殃。可朝廷穷啊，库房里耗子都得饿哭，根本拿不出军费。

左宗棠咬了咬牙，想出个主意：借钱。他找到外国银行，还有国内的富商，一分一分地凑，硬是凑出了上千万两银子。这钱可不是好借的，利息高得吓人，就像现在借高利贷，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走这步。可左宗棠管不了那么多，他知道，新疆丢不得。

出兵前，左宗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立了军令状：“不收回新疆，我就死在那儿，不用棺材拉我回来！”他还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着大军走，意思很明白：这仗要么打赢，要么死在战场上。

那时候打仗可不像现在，坐着飞机高铁就能到。新疆太远了，从甘肃到新疆，一路都是戈壁沙漠，走一趟得好几个月。夏天热得能烤熟鸡蛋，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士兵们背着粮食弹药，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左宗棠是个细心人。他让人沿着大军走过的路，一路种树。这些树叫“左公柳”，现在去西北，还能看到不少。这哪是种树啊，分明是在沙漠里扎下一个个绿色的路标，告诉后人：咱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能把根扎下。

打仗的时候，左宗棠更有办法。他知道阿古柏的军队有洋枪洋炮，硬拼肯定吃亏。他就像下棋一样，先稳住阵脚，把粮食弹药准备足了，再瞅准机会下手。他先打乌鲁木齐，把敌人的老巢端了，再一路向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敌人赶出去。

最险的是打达坂城。那地方地势险要，敌人守得跟铁桶似的。左宗棠让人趁着夜色，带着梯子爬城墙。士兵们踩着同伴的肩膀往上冲，不少人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可后面的人还是接着上。天亮的时候，红旗终于插上了城头，城里的敌人吓得腿都软了，乖乖投降。

打了不到两年，新疆大部分地方都收回来了。可伊犁还被俄国人占着。俄国人仗着自己国力强，想耍赖不还。左宗棠二话不说，带着大军开到伊犁附近，挖战壕、架大炮，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这时候，朝廷派去谈判的人叫崇厚，是个软骨头，被俄国人吓住了，签了个卖国条约，把大片土地让给了俄国。左宗棠气坏了，拍着桌子说：“这条约不算数！我带着兵去，俄国人不还地，就打！”

俄国人一看，这老头是来真的，心里也发虚。最后重新谈判，总算把伊犁收了回来。这就像邻居占了你家院子，你越是胆小，他越得寸进尺；你要是敢拿起家伙，他反倒怂了。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没闲着。他知道，光把地收回来不行，还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让人修水渠、开荒地，把内地的农民请到新疆去种地。他还办起了学堂，让孩子们学文化。就像家里的房子被人砸了，修好之后，还得添置家具，才能像个家样。

有人说，左宗棠太倔，不懂变通。可在国家大事上，这种倔脾气比那些油滑的政客强一百倍。当时朝廷里，像李鸿章那样的人不少，总想着息事宁人，可越让，敌人越觉得你好欺负。就像现在有些人，遇到事总想着“算了算了”，可退让换不来尊重，只有硬气起来，别人才不敢小看你。

左宗棠死的时候，七十三岁。他一辈子没享过几天福，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有人统计过，他收复的新疆，有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东北三省加起来还大。要是没有他，现在去新疆可能得办签证，咱们吃的葡萄干、哈密瓜，说不定都成了进口货。

现在想想，一个国家，总得有几个像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不怕得罪人，不怕担责任，就认一个理：国家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少。这种脾气，看着有点犟，可正是这种犟，才保住了咱们这个家。

西北的那些左公柳，现在还活着。它们的树干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就像一个个老人，在讲述着当年那个倔老头的故事。要是你路过，不妨停下来看看，说不定能听到它们在说：做人，就得有点骨气；国家，更得有点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