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亲自参与“西学东源说”：原来中国才是电磁学的真正源头

中国古人对电磁学的认知与应用

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高莎莉

在当今AI产业快速发展时代，电学、电磁学、微电子物理学等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系统梳理古人在电学、磁学等领域的探索与认知，比较中西方关于早期电学的研究与应用，对于维护文化主权，建设文化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崛起具有积极意义。

一、对静电的认知与利用

据现代物理学研究，静电是物体表面电荷的积聚，通常有接触带电、摩擦带电或者感应带电三种方式。这些多余的电荷通常是电子，它们在物体间的不平衡分布，造成一个物体表面带有正电，另一个物体表面带有负电。在干燥环境中，两者容易产生静电放电现象，伴随着声音与微光，在暗处尤为明显。我国古代文献对于琥珀、玳瑁、人发、兽毛、鸟羽、丝绸等物体因摩擦起电的现象多有记载。

西汉末年，《春秋纬·考异邮》提及“瑇瑁吸喏”。玳瑁是一种海龟类爬行动物，其甲壳干燥后是一种绝缘体，经摩擦能生电，“喏”指草屑之类细小物体。“瑇瑁吸喏”指玳瑁甲壳经摩擦后带电能吸引草屑，这是最早关于静电现象的记载。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记载“顿牟掇芥”。“顿牟”即“玳瑁”，“芥”指小草种子。顿牟经摩擦后起电，能吸引小草种子。

琥珀作为透明的松树树脂化石，自古为人们所珍视，被雕琢成各种装饰品。《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记载：“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虎魄”即琥珀，他在这里明确指出带电的琥珀不能吸附腐烂的草芥。腐烂的草芥水分含量大，具有导电性。南朝时期，医药家兼文学家陶弘景提出“唯以手心摩热拾芥为真”的琥珀真伪鉴别方法，即用手掌心摩擦琥珀，使之生热带电，试其能否吸附轻小物体，以检验琥珀的真伪。药物学家雷敩在《炮炙论》记载：“琥珀如血色，以布拭热，吸得芥子者真也”，他提出用布摩擦琥珀，使之发热，看其能否生电吸附轻微物，琥珀的真伪立辨。由此可见，古人已深刻理解静电现象，并用其鉴别琥珀真伪，彰显了古人应用静电的创新性。

西晋，张华（232-300）在《博物志》卷九“杂说上”描述了“磷火”：“斗战死亡之处，其人马血积年化为磷。磷着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见。行人或有触者，着人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愈甚有细咤声如炒豆，唯静住良久乃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他在这里将磷火的火光声与梳头发、解衣服产生的静电火光声相提并论。在黑夜里梳理头发，常能看到梳齿尖端放电亮光，听到微弱的放电爆声。在黑夜猛地解脱毛皮或丝绸质料衣服，也能看到闪光，并听见声音。他首次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静电释放现象。古人很早就观察到带电物体尖端放电时，伴有浅蓝色光晕。《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姑句家矛端生火。”王姑句家的士兵看到长矛尖端放电发光现象。干宝《搜神记》记载：“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记载：“猫，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在黑暗中用手逆向摩擦黑猫身上的毛可以看到静电火花。宋代，张邦基在《墨庄漫录》记载：“孔雀毛着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羽作帚，每幸诸阁，摸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羽扫之，皆聚，无有遗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然也。”龙脑是一种制作香料的有机化合物，以孔雀羽毛扎成的翠羽帚可以吸引龙脑碎屑。用帚扫地时，翠羽之间相互摩擦产生静电，带电的扫帚吸聚了龙脑碎屑。这也是对静电吸物原理的利用。

明代，宰相张居正（1525-1582）在文中记载：“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声，如花火之状。”都卬在《三余赘笔》中记述丝绸摩擦起电现象：“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古人对这类静电现象非常熟悉。明代科学家方以智提出布料摩擦起电：“青布衣、大红西洋布及人身之衣，气盛者皆能出火。”“气”即“电气”，“气盛”即通过摩擦产生足够的电量。

在西方，人们对琥珀摩擦带电现象的记述较少，到17世纪才进行较深入的研究。1600年，英国人W.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开始研究静电，记述了玻璃、硫磺、火漆和宝石的静电现象。英国人波意耳（1627-1691）在二个小姐的假发上偶然观察到头发也能摩擦起电。德国人盖利克（1602-1686）发现猫皮的起电现象。英国人牛顿（1642-1727）发现丝绸织料的起电现象。这些静电发现比中国晚得多。

近代科学告诉我们，物体由原子构成。原子包括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电子绕着原子核运动。通常情况下，原子核带的正电荷数跟核外电子带的负电荷数相等，原子不显电性，整个物体呈中性。原子核里的正电荷数量很难改变，电子却能摆脱原子核的束缚，转移到另一物体上，从而改变核外电子带的负电荷数目。当物体失去电子时，就显示出带正电；相反，本来是中性的物体，得到电子后，就显示出带负电。在深入探究静电现象的发现历程后，中国人在静电领域的观察与记录，不仅历史悠久，且详尽丰富，远远早于西方。古人还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静电现象鉴别琥珀真伪，无不彰显了中国人在利用静电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与深刻洞察。因此，中国人率先发现并系统记录了静电现象，这一科学事实不容置疑。

二、对磁的认知与利用

早在二千多年前，随着制陶、冶铜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了天然磁铁矿。先秦时期，“磁”写作“慈”。《管子·地数篇》记载：“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这是我国古籍关于磁铁矿石的最早记载。《吕氏春秋·精通》记载：“慈石召铁，或引之也。”《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以慈石之能连铁，而求其引瓦则难矣。”《吕氏春秋注》记载：“慈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慈石是一种能吸引铁的特殊石头。对于磁石的同性相斥，古人也有所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磁棋相斥”的游戏。“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棊，棊自相触击。”棊即棋，小方即方形棋子。斗棊，以磁石做棋子，让在棋盘中相互吸引或排斥。这是最早关于磁体相互作用的记载。刘安《淮南子》亦记载：“慈石拒棊。”这体现了同性磁体相互排斥的原理。

古人利用磁制成指南针，以辨方向。传说黄帝与蚩尤大战，发明指南车。《韩非子》记载：“先人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器，“端朝夕”指分辨东西南北四向。北宋曾公亮（999-1078）在《武经总要》中记载：“若遇于景曀霾，夜色冥黑，又不能辨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方向。”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北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录。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旨出使高丽，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是夜海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入舟，皆应夜分。”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误差，盖一舟众人性命所系也。……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指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

古代堪舆家用罗盘勘察风水，发现罗盘磁针所指南北方向（即地磁子午向）与立表测影所得南北方向（即地理子午向）存在偏差，这种偏差角度称为地磁偏角。1041年，杨维德在《茔原总录》记载，指南针指向是在正南（午）与南偏东15度(丙)之间，“中而格之”约7度，这是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第24卷《杂志》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指南针略微偏东。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也是这样记载。13世纪初，曾三异在《因话录》中写道：“地螺或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缝针，天地南北之正当用子午。或谓江南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参之。”“地螺”即罗盘，子午即地理南北方向。明代，朱载堉和徐光启组织测量地磁偏角。徐光启在《新法算术》中写道：“指南针者，今术人恒用此以定南北，凡辨方正位，皆取则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向来言阴阳者多云泊于丙午之间，今以法考之，实各处不同，在京师则偏东五度四十分。”他进一步指出地磁偏角一般不超过20度，且随时间、地点而变化，北京的地磁偏角为5度40分。在古代，掌握这个规律，需要经过长期细致观察，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果，真是难能可贵。这比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的地磁偏角早400多年。

古人以磁制门防凶。秦始皇建阿房宫，为防止刺客进入宫内，用磁石造门，历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汉代《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亦曰‘阿城’”，“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北魏郦道元（472-527）在《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镐水北，灵台西，又建磁石门，门在阿房前，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胡亦曰‘却胡门’。”唐朝李吉甫(758-814)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秦石门在东南十五里，东南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磁石为之，著铁甲人者，磁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阿房宫磁石门是世界上第一个磁性安检警卫装置，后世得以推广应用，甚至在野外扎营的辕门口安装磁石门。北周庾信《从驾观讲武》写道：“开营雁翼，门嫌磁石碍。”此外，磁石门也用于战争中御敌。《晋书·马隆传》记载，晋武帝泰始年间，大将马隆与羌人打仗，“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垒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披犀甲，无所留碍，贼以为神。”羌军披铁铠，铁铠被磁石所吸，行动不便；晋军披犀甲，不被磁铁吸附，行动无碍。羌军战败，不明晋军获胜的奥秘，以为有神助。明代黄道周赞曰：“磁石旁拖，羌甲被束。我兵披犀，尽惊神速。”

我国陶瓷业历史悠久，产品做工精细，质量上乘，优质釉料是制作陶瓷的关键。工匠用磁石在釉水缸中旋转，吸附并祛除釉料液中的氧化铁、氧化钛杂质，以这种工艺所得的优质釉料烧制瓷器可提高成品的洁白度和透明度。清朝，朱琰在《陶说》中记载：“回青捶碎，有朱砂斑者曰上青，有银星者曰中青，每斛可得青三两。敲青后，取奇零琐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杂石。澄定，每斛可得真青五六钱。”

此外，古人还以磁石治病。《周礼·天官·疡医》记载：“凡疗肠，以五毒攻之”，“五毒”指“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的“慈石”即磁石。《神农本草经》记载：“慈石，味辛寒，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不可持物，洗之酸消，除大热烦懑及耳聋。”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慈石三十两，白石英二十两，搥碎，瓮盛水二斗，浸于露地，每日取水作粥食，经年气力强盛，颜如童子。”这是关于饮用磁化水可强身健体的最早记载。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卷四《起居器服笺·枕》也有以磁石增强视力的记载：“有磁石者，如无大块，以碎者作成枕面，下以木镶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者可细读书。”

三、古人听筒是电话电报的雏形

在中国，窃听作为获取秘密情报的手段，由来已久。《左传》已有关于情报窃听的记载，周文王谋巨吕牙设“耳目”，专司“听风声，观动静”。《管子》记载：“墙有耳，伏寇在侧，微谋外泄之谓也”，强调要加强保密防范窃听，“隔墙有耳”出典于此。战国时期，窃听刺探秘活动频繁。《墨子·备穴》记载了听瓮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将一口小肚大的陶瓮埋于地下，瓮口蒙以薄皮革，耳贴近皮革，可听到方圆数里内的动静，这可谓最早的窃听装置。此后，听瓮不断得到改进，成为有效的窃听工具。

沈括《梦溪笔谈·器用》记载了一种以空心精瓷制造的侦听器，称为“地听”或“箭囊听枕”，其原理是“虚能纳声”。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予见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长竹数尺，刳去中节，独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声。男女把臂成围，抚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他在这里描写的是乡民歌舞的场面，以竹筒碰地代替击鼓，以控制歌舞的节奏。人们还将去节竹筒直埋于地中，留一段竹筒露出地面，以耳朵对着竹筒谛听，就能听见远处人马声。这种地听器，亦称为“竹信”，可实现长距离地传送声音。

明将戚继光曾“以竹筒贯地穴而耳之。”竹信也可置于水中做成水听器，用于捕鱼。古人在黄花鱼（即石首鱼）鱼汛到来之时，将去节长竹筒插入水底，听到水下鱼群活动的声音，可判断鱼群出现的方位和数量。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中记载：“杭人最重江鱼，鱼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鱼。每岁孟夏，来自海洋，绵亘数月，其声如雷，若有神物驱押之者。渔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流取之，有一网而举千头者。”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言及宁波、温州等地渔民以巨舰下海捕捞之情形。鱼汛之时，“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皆以篙筒下水听之”。清人郭柏苍在《海错百一录》中写道：“或以洋山鱼能鸣，网师以长竹筒插水听之，闻其鸣，则下网。”竹筒的功能类似现代的“声纳”。可见，最晚在明代，古人已发明了以去节竹筒探听水下鱼声的技术，并沿用至今。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袁枚撰写志怪小说《子不语》，“江秀才寄语”提及“千里传音”。江秀才是江西婺源人，本名江永，“能制奇器”。他用木牛耕田，骑木驴郊游，木牛木驴都“不食不鸣”，随他的指挥而行动。他还制造一种传声“奇器”：这种装置是用竹筒做的，中间用玻璃做一个盖子，有锁，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打开盖子后，“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然后盖好盖子锁上，只要距离在千里之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一旦超过千里，“则音渐渐散不全矣”。《清稗类钞》详细记载了传声筒的制作方法。准备两个纸杯、一根长棉线、一根针。在两个纸杯底部中间各打一个小孔，将细线的两端分别穿过纸杯的小孔，并在线端打结，使线不脱落。将线要拉直，一人将杯子放在嘴边说话，一人将杯子放在耳边听，就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这就是土电话。其发声的原理是通过线传播振动。从竹管窃听器到电话，只要加入电的应用，就自然而成了。国际电报联盟ITU出版《电话一百年》，认为“竹信”是电话的雏形。

中国人早就知道并利用电、磁的相关原理。据《东西学书录》“卷下，电学，三十六”记载：“所谓磁电者，即磁石引针，同类有相感之理焉。法以软铁条与磁石相切。所谓干电者，以二物磨擦而生焉。因琥珀吸芥、玻璃吸纸之理推之，乃试推引定正负，测传阻，验收放，相磨相击而干电生。所谓湿电者，乃金类感化而成，如以异类二金片，如锌与铜，浸淡硫强水中，即成湿电。”从产生方式，将电分为磁电、干电、湿电三种，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习惯。明末清初，中国人在听筒的基础上，以磁石生电的电流传导声音，发明电话，就不足为怪了，只是西方人不知道或故意隐瞒而已。据金永森《西被考略》记载：“中国字有六体，音义兼备。西洋文字以音相传，仅知谐声，久则变易，流传失实，纪事不详，近人论之已悉，如‘德律风’见查氏《人海记》，康熙时已有此物，而西人不知。”“德律风”即电话英语telephone的音译。

电报也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卷下，电学，三十七”记载：“其用之于通信者，曰电报。其法用木盘一，装指南针，先用二铜丝，一通阴电，一通阳电，俾阴、阳二电线交接于木盘之指南针。电到，则针瑟瑟移动。传报时，两处各置一盘，以为发接，盘面各书号码，送报者摇针指码，而此感彼应，万里若比邻矣。其讬线之瓶必以磁罐，盖金铁引电，而磁器隔电。此电报之用也。”电报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明末清初，古人在了解电学的基础上，会自然认识到这个原理。玻璃、松香、指南针都是中国常见之物，阴电、阳电的定义，用“气”解释“电”，都是中国元素。

1903年《西学关键》“卷六，磁电学，二十九”：“问：电报之机何如？答：西人创电报之机业有多种，初制针盘，如钟面，以二十五字母书盘上，软铁推针旋转，以指某某等字，其法不甚灵，故今不用。又有用二十五铅字母者，亦觉重笨，现在用白纸绕于轮轴，电针触纸上，计其点数，便知所代为何字或代码数几何。近有人能于纸上绘花卉人形，唯不甚精美，倘日后得写字之法，则报事尤易矣。”中国人发明的电报之法，因汉字有偏旁部首，组合容易，传递信息通畅。西人学习此法却遇到困难。他们将25个字母书写在盘面上，通电后以软铁推动指针以指某字母，结果此法不甚灵便，只能弃之不用。改成25个铅字母，也因笨重，效果不佳。最后才想到以电针触白纸计其点数的法子。

《西学关键》传言为英国人勃利物所著，他从未来过中国，书中却出现大量欧洲没有的竹、笙、箫、瑟等中国独有元素。1866年《格物入门》“卷四，电学下章，论电报，四十一”记载：“问：湿电之用，何为最大？答：通音信也，故名千里信。又名法通线，又名电报。”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初发明电报时，称其为“千里信”或“法通线”。这种命名方式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美国传教士丁匙良在《格物入门》“卷四，电学下章，论电报”：“问：电报始于何时？答：非由一人，非出一时，遂致若是之精巧也。”他强调，电报的发展不是一人之功，也不是一时之力，是众人之力不断改进而来。现代西叙事却说美国画家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于1835年研制出电磁电报机样机，创造一套将字母及数字编码的摩斯电码，1837年申请专利，被誉为“电报之父”。丁匙良是美国传教士，与摩尔斯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美国人。如果摩尔斯真的发明了电报，他肯定会大书特书，极力推介，绝不会三缄其口。由此可见，摩尔斯是否发明了电报也值得怀疑。

四、中国是电磁学之源头

传言由美国西医玛高温口译、中国学者王韬笔录、于1851年在宁波出版的《博物通书》在“第五章电气连吸铁”阐述了“电流产生磁场”的实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间，西洋人深究其理，将五金电器上增、减两铜线平接于指南针上。增线在南，减线在北，则针之北极必转而向西。接于针下，必转向东……盖针之南、北极欲绕增、减二线而旋却又左右不同之故。”这个实验验证了“通电导线周围的指南针会旋转”的规律，这也是早期的“直流电动机”实验。这里提到一个特别的年份“1817年”。在这一年，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电学实验的科技信息，将情报资料寄回西方，几年后欧洲便兴起了电磁学。

1820年，丹麦人奥斯特“意外”发现了“导线电流引起小磁针偏转”的现象。消息传至巴黎，安培如获至宝，重复其实验，向巴黎皇家科学院提交论文，论述“磁针转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的关系”，这也是电磁学中判断电流和磁场之间关系的“右手定则”。一周后，他又向皇家科学院提交论文，论述了“平行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发现两个通电流的螺线管如同两个条形磁铁，会相互吸引或者排斥。1822年，安培阐述了电流产生磁力的基本定律，即“安培定律”。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梳理这些时间节点，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电磁学正来自中国。

在中国，具备首创发电设备的理论知识与制造材料。中国人在发现静电与静磁存在互相感应现象后，知道了电生磁、磁生电的规律，继而发明磁石发电设备，顺理成章地写出“通电导线周围的指南针会旋转”的定则。西方发现“磁生电”和“电生磁”的顺序搞反了，不符合以电磁感应制造发电机的顺序。西方对导体、绝缘体等相关知识毫无积累，不知道使用金属导线导电。这表明西方是通过中国发明的电池、发电机才认识了“电”，再以通电知道了“电生磁”。西方不可能是发电机的“原创者”。西人关于电磁学的发明创造存在大量自相矛盾的表述，那些由传教士“口译”的《博物通书》等著作充斥着“气”“电荷”“琥珀”“吸铁石气”“通电导线”等中国元素，并且用中文写成，正说明了这些电学发明创新源自中国本土，而不是西方传教士所赐！

五、“电学中源说”由来已久

明末清初，黄宗羲首倡“西学中源”说：“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方以智在《游子六<天径或问>序》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并写道：“不知其皆圣人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王锡阐多次论述“西学中源”：“今者西历所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

康熙曾在《三角形推算法论》文中写道：“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1711年，康熙帝巡视河工，与直隶巡抚赵宏燮谈及丈量田地之法：“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康熙认为西洋算法、历法都是从中国传去的，西学的源头在中国。1721年成书的《数理精蕴》写道：“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天文学家梅文鼎亦强调：“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乾嘉学派兴盛时，阮元、戴震等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阮元在1799年编成《畴人传》，多处论述“西学中源”，影响深远。1882年，查继亭重刻《畴人传》，强调“西法虽微，究其原，皆我中土开之。”由此可见，西学东源之说起于清初，康熙帝亦积极参与，影响深远。

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电磁学知识日渐普及，在“西学东来说”基础上又出现“电学中源说”。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其五十四》中将西学与墨学相关联，谈到“电学中源”：“中国之言电气者又详矣。近同文馆丁韪良说电气道本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

晚清“经世文编”将电学源头追溯到中国古代。1901年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收录清朝总理衙门颁布的《覆奏设立官书局摺》：“天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皆见中国载籍。试取《管》《墨》《关》《列》《淮南》诸书，以类求之，根原具在。可知西学者，中国固有之学。西人踵而行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耳’。”文中将西学诸多学科上溯到古代典籍中，指出西学是中国历史文本的衍生物，而非西方近代科学实验发展而来。1902年《皇朝经世文编五集》收录《近年各省书院改课实学得旨施行并所拟章程》，提出：“西学之精，莫非原本中国”，“重学、光学、汽学、化学、电学诸大端，散见于周秦各书，尤不可殚数。”1902年版《皇朝经世文四编》收录《论西学》，提出唐末宋初的道家文献“《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是即电学。”

据上海格致书院“课艺汇编”资料，学生们在回答“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时，大多引用中国古籍论述“电学中源”。彭瑞熙回答道：《经》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百物露生。”《关尹子》曰“石击火生光，雷电缘气而生，可以为之。”《淮南子》曰“顿牟掇芥、磁石引针之类，中国之言电气者详矣！不过药物配合，久失其传耳。钟天纬认为电学“然其端则仍中国发之。中国以琥珀拾芥，西人因之推究其理，名之琥珀电气。”李鼎颐在答“圣人有四府论”时写道：“《易》言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百物露生。则电学所由祖也。”“西方格致之学，源于中国，有书可证，皆见于经典。是格致之学，何莫非圣人启其先！”

现代人们普遍认为，电学诞生于西方近代科技大爆炸时代，未经历漫长发展期，突然兴起。中国的电学完全是舶来品，通过引进借鉴西方研究成果而得以发展。究其实，中国古人对电和磁的认识和利用由来已久，文献记载历历在目，学者溯源孜孜以求，中国可谓现代电磁学的真正源头，却被无意地忽略了，甚至被故意埋没了。

作者简介：王佩良，男，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张若彤，柏莲花、黎钰琳，高莎莉，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23、24、25级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