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粉捏造的“马尼拉撤侨”纯属谣言，明朝自始至终憎恶侨民｜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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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慎由戎

这些年网络上的明粉造了不计其数的谣言，比如“帖木儿帝国使者见到明军操练吓尿”、“缅王莽应里感叹一百个缅人也不如一个汉人”等等，“马尼拉撤侨”也是蓄意把明朝对侨民的防范和严控说成救济。这种谣言，我们不怕明粉的撕咬，见一个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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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豆瓣上有人在《沈有容纪念文集》我的书评下留言希望我写一下明朝许孚远等人的菲律宾撤侨事迹，我以前没听说过此事，特地检索一下相关论文，项文惠《中国的海外撤离行动》提到：“中国的海外撤离行动出现于近代，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马尼拉撤侨，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外撤离行动。”脚注出处为一篇自媒体网文：《 <战狼ⅱ> 的明朝前世——中国最古老的撤侨行动》，感觉这事可能不太靠谱。

这是因为之前自媒体网文里大书特书的晚清海军“海圻号”墨西哥护侨，我曾经为此特地查了官方电报《外部致沈艾孙墨乱渐平希声明派海圻至墨系联交谊电》要求对墨西哥特别声明：“该舰就近赴美洲游历，系联交谊，并无他意。”只是来美洲做日常访问，护侨之事完全没有。

于是我找到此文看了一下，文中先是提到华人潘和五等人因不堪劳役压迫刺杀吕宋西班牙总督戈麦斯之事，然后福建巡抚许孚远派商船前往马尼拉，接回了定居在马尼拉的部分华人，并将此举定义为 “撤侨”。还说什么“明王朝进行的马尼拉‘撤侨’，是存世资料最少的、事实最模糊不清的。”“相关的明史资料本来就很少。”“稍微能够帮我们揭开这一回中国首次撤侨的历史幕布的，是西班牙殖民者保留下来的零碎资料”。

然而这一事件真的是存世资料最少的、事实最模糊不清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明代史料。此一事件《明史·吕宋传》记载为：“会有传日本来寇者，猫吝惧交通为患，复议驱逐，而孚远适遣人招还，蛮乃给行粮遣之。”《东西洋考·吕宋传》则为：“明年闽抚遣贾舶，招回久住吕宋华人，酋为给粮以归，致书及词，重诉父冤。”确实有些简略，未说明行动背景与目的。

不过主导此事的福建巡抚许孚远著作《敬和堂集》可并没失传，在日本“国立公文書館”网站即可查到电子影像，其卷七《请谕处番酋疏》中的一段为这一事件的原始史料：

“沿海人民先时往贩诸番者甚众，迩因警报，奉旨禁商，不许往来贸易，在番百姓惧不敢归，见留吕宋者数十余艘，及先后失利或削发从俗者不计其数，思归不得，流落无依，情甚可悯。今海禁复开，若不招回，恐生他患，随颁招来票式，行据署南路参将秦经国，选委海澄县商人朱良材、魏德、周元、陈申等赍往招回间，续据本官呈称：差去各商，有票无票，约招压冬黄复等商船五十余只，载回逋贩共有二千一百二十余名，幸其获归故土，不至失所沦没异域。”

其中所谓：“若不招回，恐生他患”是指什么呢？据同书卷六《疏通海禁疏》提到：“而又有压冬未回之船，有越贩惧罪之夫，其在吕宋诸番者不可以数计，岂能永弃骨肉没身岛夷，一旦内外勾连煽乱，海上萧墙之忧，真有不可胜言者。”《漳州府志》则直说：“巡抚许孚远深念之，恐复为变如嘉靖时……”

综上可知，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明廷重启海禁，但鉴于“嘉靖倭乱”的历史记忆，许孚远顾虑的是海禁很大可能致使“压冬”未回的商民“内外勾连煽乱”，所以海禁复开之后，立即着手“招还贩番百姓”就是为了防患此事，令秦经国选派朱良材等海商前往吕宋，结果招回的各类商船共50余艘，商贩约2120人。

再来看看西班牙方面的史料。继任西班牙菲律宾总督“郎雷猫吝”（Luis Pérez Dasmariñas）就此事写给国王的信保存在菲律宾耶稣会史中，也可在“archive”网站查到，现翻译如下：

“这是唐・路易斯于 1594 年 3 月 24 日通过 “圣费利佩”号船写给国王的内容；同年 6 月 6 日，他补充道：“有多艘中国船只驶入这个港口（马尼拉），船上载有七名 Mandarines（注：西班牙文中对中国明清时期官员的称呼，可译为‘官员’或‘钦差’）或 Lautias（类似受命的专员），他们奉中国总督之命而来。他们携带的使命是：因为在中国得知许多中国船只未经许可来到这里，担心（这些船只）因害怕惩罚而不敢返回本国，转而投奔我们的敌人日本，因此前来给予他们‘赛博’（saibó，安全通行证）和赦免，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是为了清除这里的一些恶劣的中国人，这些人在此生活不端，损害了正常贸易和他们的中国国家利益，要把他们带回（中国），不让他们留在这里。他们还秘密调查旗舰事件和总督之死的经过，以及西班牙人是否有过错，并顺便打听日本与这片土地友好或和平的港口情况。这些是他们前来的原因和目的，尽管他们公开宣称是来帮助我们对抗日本，并提出建立非常稳固和持久的友好关系，让我们可以从这里前往那里，彼此以极大的爱和兄弟情谊相处，还说要归还扣押在中国的西班牙人的财产，只要提供债权人的名字就会归还，以及其他提议，但这一切都是空谈，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根据，他们也没有携带与总督交涉的信件或公文，所以他们更多是为了自己的事务而来，而非我们的事务。这些官员受到我们的热情接待，被宴请并安置在私人住宅中住宿。因为他们请求释放我因违抗离境命令而关押在桨帆船上的中国人，我便给予了他们自由。必要时，我以应有的果敢和坚定态度与他们交谈，回应他们对抗日本的提议时说，对此表示感谢，但我依靠万能而强大的上帝和我强大的国王的力量，足以应对任何敌人；尽管日本说想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话，等事情安排妥当，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我希望与中国保持所有的友谊和良好贸易关系，条件是他们归还那艘旗舰以及船上的军旗、火炮和财物，并妥善遣返神父和唐・费尔南多等人；（否则）他们就不要期待我会有好的态度。我还警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行使任何带有司法管辖权意味的行为，对此我们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并让他们明白，他们在这里无权行事，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果然在 1594 年 6 月 6 日离开了。”

有人用信中这句“他们请求释放我因违抗离境命令而关押在桨帆船上的中国人，我便给予了他们自由。”用来证明这是“撤侨”，却不看前面说的主要原因：“他们携带的使命是：因为在中国得知许多中国船只未经许可来到这里，担心（这些船只）因害怕惩罚而不敢返回本国，转而投奔我们的敌人日本，因此前来给予他们‘赛博’（saibó，安全通行证）和赦免，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是为了清除这里的一些恶劣的中国人，这些人在此生活不端，损害了正常贸易和他们的中国国家利益，要把他们带回（中国），不让他们留在这里。”

这段记载与前述《敬和堂集》完全吻合，即：许孚远此举的核心目的是召回管控所谓的“化外商民”以消除隐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事与侨务工作》这本书中提及国际通用的撤侨定义：“撤侨行动可以定义为：为了保护定居国外的侨民，把他们从出现严重危险、威胁人身安全而该国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的地区撤离的一种安全行动。”

许孚远主导的此事件就中西双方史料来看，显然都不符合这一定义，明万历二十二年的马尼拉行动本质上是海禁政策调整下的“商民招还”，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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