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一再升级冲突？

事发现场监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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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1日傍晚，武汉大学女研究生杨某在图书馆自习时，发现坐在对面的男生肖某隔着裤子抓挠大腿根和裤裆，她怀疑他将自己作为自慰对象，“动作持续不断且非常明显”（事后杨某自述），用手机偷录了5段视频共70分钟，作为证据。

取证完成后，她没有当场报警，直接与男生对质，全程录音，并要求他写下道歉信。肖某起初央求私下解决，但遭拒绝。她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只要对方承认对她性骚扰，并书面道歉，她就“不闹大”。

最终，男生在求告无果之下，只得先是写“（偷）拍了姐姐”，侵犯对方隐私，然后承认“对姐姐做了下流的事，让姐姐感到恶心。是我一时冲动，犯下错误，是我的过错，伤害了姐姐，希望姐姐原谅我，下次决不再犯。”

他没有料到，杨某随即将这封道歉信和视频作为证据，递交给肖某的辅导员，要求学院给予他严厉处罚，包括：取消他本科期间一切评奖评优资格和保研资格，且不得入党。

当时正逢暑假，10月7日，学院表示对肖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疑，和男方家长希望与她再作沟通，明确事实、沟通诉求。她拒绝配合，表示不信任学院能公平、公正、公开处理，第二天，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就在网上发帖公开肖某的“罪行”。

此帖引发热议后，肖某被普遍骂为“无耻下流”，学校也给予他记过处分。他承受了巨大压力，陷入抑郁，家人认为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杨某并未就此罢休，又去法院控告他性骚扰。

这本来是两年前的事了，最近再度出圈，是因日前当地法院对此事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在证据不足、场景开放、双方无互动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肖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确定他“无针对性”且“非性目的”，驳回女方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她败诉是因为法律上“无法认定性骚扰事实”，但在舆论场上，这被转化为道德判断——她“诬告”了。“诬告”的意思本应是“明知对方没做却说他做了”，但显然，无论是她本人还是法律语言都不是这意思。

法律和道德的语言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在辛普森杀妻案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凶手，是有罪的，只是苦于法律上无法证实，他被宣告无罪；而在张扣扣杀人案中，他在法律上被明确认定犯下故意杀人罪，但在公众的道德观中，他却是无罪的。

本来这事无论如何也就告一段落了，但引发众怒的是，杨某在败诉之后发帖炫耀自己保研成功，奚落肖某，并暗示自己将不依不饶到底。

这番表态，让人觉得她实在太嚣张，她迅速 被视为“诬告”他人的新时代“恶女”，无数人都去她读博的香港浸会大学投诉她，还扒出她的硕士论文 《中印生育行为影响家庭暴力的经济学分析》 ，认为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低劣之作，要求武汉大学取消其学历资格。

一时之间，舆论翻转，她成了人人喊打的负面典型，连女权主义的形象也遭波及，仿佛她象征了这些新女性最可怕的一面。这两天还有不少人私信、留言给我，语带讥讽，言下之意无非是：“你不是一贯支持女权主义吗？对这样一个女人，我看你能怎么为她辩解。”

此事涉及的争论有着相当复杂的面向，其中有一点似乎无人提及，但我很感兴趣的：她为何一再升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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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中，杨某本有很多次机会以较小代价解决冲突：她可以选择在取得书面道歉之后和解；可以在提交证据后积极沟通、明确诉求，等待学院处理结果而非发帖将事件扩大化；也可以在肖某受记过处分后满足；即便是法院败诉后，她也可以选择尊重结果，平息事态。

但她都没有，为什么？

冷静想一下就能明白，虽然肖某现在遭受重创，但杨某本人这两年也因为此事而不得安宁，更别提现在铺天盖地的恶评，她为这么一件小事投入那么多精力，说不定自己人生都受影响，这值得吗？

这里面乍看起来最奇怪的一点，是她在事件爆发时，表现出来的高敏感和激烈，这分明是弱者极度缺乏安全感时才会有的应激反应，然而她随后的表现却又表现得极为强势，咄咄逼人，甚至在败诉之后都那么嚣张，这不矛盾吗？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越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才越是需要借助释放攻击性来掩饰内在的虚弱，因为对他们来说，稍作妥协退让，都意味着死亡恐惧。

孩子就是这样。在成年人看来很轻微的一件事，他们可能反应极为激烈，因为他们缺乏自我防护能力，如果又没有可靠的养育者供给安全感，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对任何生存威胁的苗头敏感，一旦遇到就会拼尽全力自卫——不幸的是，由于只顾及自身感受，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已经自卫过度，伤到别人了。

在那些生存环境严酷的地方，久而久之，身处其中的弱者都会“进化”出一种本能：要想免遭欺侮，必须变得“不好惹”。事实上，杨某本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社会，这是一种适应性生存策略，甚至是每天都在进行的生存斗争。原子化的脆弱个体在察觉到外界一丁点威胁、挑衅或侵犯时，如果自身缺乏有恃无恐的力量能稳得住，那么很自然地就会认定最好是看到苗头就迎头痛击，要不然对方就有可能得寸进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说法如此盛行，岂是偶然？

既然如此，妥协是不可能的，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唯有将对方彻底打倒击溃，才能让他自此不敢小觑你。至此，自己投入多少精力、代价也不在考虑之中了，因为那已经不是事情大小的问题了，而是后退一步就可能面临人格崩解，是不可能屈服的。其结果，一点小事都可能引发不断升级的冲突，必欲打倒而后快，因为在旁人眼里的小事，在当事人眼里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就解释了杨某的一些做法为何如此毫不留情。她起初担保“只要写书面道歉就不闹大”，但拿到后立刻反悔，因为那不过是她的斗争手段；她开盒男生身份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号召对其网暴时，还说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打个屁的码”。这些都可见她追求的是碾压式的胜利，而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利边界——或者说，在她的观念里，要维护自己，就得彻底压倒对方。

这一思路看不到冲突处理的其它可能，说到底就是看谁的拳头硬，权力高低决定一切，最爽的就是“你看不惯我又拿我没办法”。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博弈正是如此，也是男权文化的可靠特征，和女权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女权的权，是权利的权，而不是权力的权。

杨同学出身甘肃永靖县，由于她表现出来的高调风格，不乏有人要求查一查她家底是不是“西北婆罗门”，但在我看来，她的人格特质不过是一种应对敌意环境（尽管这种敌意有时可能出自她的主观想象）的应激式生存策略。可悲的一点是，她看上去“女权”，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厌女的，因为那种毫不妥协的权力博弈痛恨软弱，崇尚咄咄逼人的攻击性。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说杨同学的人格特质有点像“男性化的女性”，肖同学却显得像是“女性化的男性”。

尽管他事后深受精神创伤，性骚扰指控也因缺乏证据而不成立，但难免有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当时真的只是湿疹瘙痒，并未做出不雅动作，那为什么要写下书面道歉？甚至为何一开始就央求私了？

这当然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做了，认罪，但事后法律上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二是他没做，但迫于女生的压力，为了息事宁人而道歉认罪。无论是哪一种，都可见他当时完全挡不住那位女生凌厉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从小的教养模式里，面对冲突时就特别害怕这样，试图以屈服、顺从来换得风暴平息。

在他出事后，替他奔波、出头的一直是他母亲，很有可能，他从小最怕的就是严母责罚。观察者网上的一篇报道里有这么一段：

肖母介绍，家里对肖某某自小管教严苛，与女同学发生纠纷、打架，无论对错，回家都要罚跪；高三毕业前，都是家长接送上学，与社会几乎脱离，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他如果知道是性骚扰这么严重的指控，肯定不会息事宁人乱写道歉信。

其母那么说，当然是意图解释自己儿子清白、单纯，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男孩子，他的攻击性是被深深压抑的，必然难以应对那种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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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会怎么收场？

从以往的相关个案看，大多有人退一步。2020年，清华大学学姐控告被学弟摸臀，公布其个人信息让他“社会性死亡”（“社死”一词流行就源于此事），但监控视频不支持她的说法，她道歉之后，两人随后和解；2023年，川大女生怀疑被大叔在地铁偷拍，但也缺乏证据，最后她屈服认错。

现在，杨某采取的却是高风险博弈路线：即便败诉，她却仍不低头，选择硬挺到底，也正是她这一态度，让很多人极为不满，主张必须对她严惩，因为对他们来说，此事起初的是是非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法律判决之后她的态度如此强横。

“海边的西塞罗”算是温和自由派，自称期待“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与和解，而不是对立”，但他实际上强调，为了维护正义和规则，必须惩罚那个女生：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接下来要做两件事，第一，是为蒙冤的男性洗冤、脱罪，第二，是给不尊重法律判决和肆意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女生以适当的警告、甚至惩处。 这无关男女，这只关乎正义，如果我们不坚守这条正义的底线，那么未来被相似诬告、网暴的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男人也更可能是女人。

有的人就更激烈了。“将爷”在一篇10万+的长文中旗帜鲜明地说：

我主张对这类“巨婴型恶女”进行反击，来形成震慑效应。这是因为，这种女生极度矫情自恋刻毒，制造的恶，正让太多孤弱善良的学子遭受灭顶之灾。

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惩处”和“反击”具体指的是什么，但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善恶已分，而杨同学当然属于恶的一边，她的做法动摇了社会道德秩序，而为了捍卫这一秩序，就必须让她知道点厉害，以儆效尤。

这种义愤诚然可以理解，但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和杨同学的思路如出一辙：“我”主观认定的就是法，由我来宣判，我善你恶，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自己判定为道德错误的一方，予以毫不宽恕的惩罚。那如果对方不屈服怎么办？看来只能继续加码升级惩罚力度。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正是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