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札记】第十八章：父作之，子述之

文/牧心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中庸》第十八章

本章云：“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短短数语，道尽周室三代贤君的传承密码。从王季奠基、文王修德，到武王定鼎、周公制礼，四代人以“父作子述”的接力，不仅开创了八百年周王朝的基业，更塑造了中华文明“以德为本”的政治传统。

王季之名，在《中庸》中虽未展开详述，却被尊为“文王之父”。所谓“父作之”，正是对他最贴切的注解。史载他“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史记·周本纪》），对内发展农耕、团结族众，对外以仁德化解矛盾——《竹书纪年》曾记他“伐西落鬼戎”“伐余无之戎”，却非单纯武力征服，而是通过稳定边疆为周族崛起铺路。他的“作”，是为儿子文王留下一个“政通人和”的根基，正如《诗经·大雅》所赞：“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没有王季的深耕，便没有文王“无忧”的底气。

文王之“无忧”，并非因其人生顺遂，而是“上有贤父，下有肖子”的圆满。王季为他铺就了物质与人心的基础，而文王本人则以“修德”将周族推向精神高地。他“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行仁政、敬鬼神、重教化。《史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连商纣治下的虞、芮两国争地，都愿求文王裁断——当两国君见周人“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竟自觉惭愧而“俱让而去”。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德政，正是文王“无忧”的核心：他无需依赖武力，仅凭德行便为周族赢得了天下人心。

若说文王是“德”的播种者，武王便是“义”的践行者。《中庸》言“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个“缵”（即：继承）字，道尽他对先代事业的承接与突破。商纣无道时，武王没有急于举兵，而是“观兵孟津”试探诸侯之心，直到“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方以“壹戎衣”（一战）之势伐纣于牧野。这一战，他打的不是“取天下”的野心，而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义。《尚书·牧誓》中，他列举商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三大罪，将战争升华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最终，他“身不失天下之显名”，既得天下，又保令名，更以“尊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地位。

武王虽定天下，真正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是他的弟弟周公。《中庸》称“周公成文武之德”，这个“成”字，是将文王的德、武王的义，转化为可操作、可传承的礼制体系。他做了三件大事：其一，“追王太王、王季”，将周族先公追尊为王，赋予其“天子”的祭祀规格，既强化了周室“天命所归”的合法性，又以“慎终追远”的仪式凝聚族众；其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并将这套礼制“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明确不同阶层的丧葬祭祀规范——比如“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既尊重父辈身份，又避免子辈逾制；其三，统一“父母之丧”的规格，规定“无贵贱，一也”，将“孝”从贵族特权转化为普世伦理。这套“因时制宜、各安其分”的礼制，不仅稳定了周初的政治秩序，更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从王季的奠基、文王的修德，到武王的定鼎、周公的制礼，周室四代人以“父作子述”的接力，完成了从部族到王朝、从武力到德治、从无序到有序的跨越。《中庸》这段文字，表面是赞文王“无忧”，实则是颂周室“以德传家”的智慧，以及子孙“无改于父之道”的践行。文王的“无忧”，因王季“作之”、武王“述之”。健康的传承从不是“一人打江山”，而是代代接棒，青黄相接，老少更替。真正有福之人不仅是“无忧”之人，也是“作之”“述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