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老知青的中学时代回顾：都是读书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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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动荡的十年间，艺术被禁锢、文化凋敝。对于一名喜爱阅读的中学生来说，除了红宝书及大批判材料，别无书籍可读，整日间心里像塞满荒草似的坐立不安、空虚无聊。

（1965年在上海控江中学读书）

我的读书爱好，是从中学开始的。

当年我就读的控江中学，是上海十大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徐兆连教课频出新意，为鍜炼学生的表达能力，选出几名学生，让他们自己备课并上台讲课，我就被指派上了两次讲台。这短短的两堂教学，让我多读了不少书籍。于是，课余我经常钻进图书馆，翻看报刊杂志、借阅名著经典。久而久之，跑图书馆竟成了我的爱好。

由于书看得多了，写文章自然有点出手成章了。于是，徐老师经常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本在班里朗读，这就更加激发了我的读书兴趣。《红楼梦》就是在中学时期看的，里面的众多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读《红楼梦》总有这样一种感受：不管翻开哪一页，都可以迅速融入其中，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同高兴一同悲伤。当时，文学艺术大多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概念化人物，一如孩提时代看电影，先要将好人坏人两边排好，这才放心。读书多了之后则眼界宽阔了，艺术欣赏能力也提高了。总觉得我们的文学和创作不应该停留在孩提时代那样的幼稚阶段。这种认识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意识到了。

当年样板戏充塞每一个角落，每部戏的主角一律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除了铁骨铮铮一派凛然正气外，没有什么独特的个性特征。我觉得京剧样板戏最主要的贡献是音乐创新，让古老陈旧的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让男女老少都能接受。它的人物塑造则不敢恭维。

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是真善美的化身，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性的完美张扬。

正在自己对文学心高手低之际，文革开始了，抄家风盛行。我将家里的“封资修”书籍及自己写的诗歌小文章象征性地处理掉一些，而自己认为最有分量的几本书籍保存下来，将她束之高阁、隐藏妥当。抄家风过去了，我又忍不住偷偷地一本一本翻捡出来，重新轮流阅读。 在那场腥风血雨的运动中，将我们中学生全部赶出了教室，停课闹革命；当时家里也受到了冲击。因此，批斗、抄家、成立造反组织、参加红卫兵统统没有我的份，我是一个十足的逍遥派。

虽然让我落了个寂寞，但有一个求之不得的好处：一天24小时都由我自己支配。不用上学不用参加革命，一个人在家里逍遥自在。但时间久了，也觉得无聊，正好兄长在大学中文系的一撂教课书放在家里，我便囫囵吞枣般从古代、现代文学史读到外国文学史，从文艺概论翻到美学理论，不管读懂读不懂，都作了笔记，短短的几个月，等于上了一期大学中文速成班。

（左起：班主任郑老师、语文徐老师）

我对书籍热情追崇过，也生发出祸端惊悚绝望过。

由于只读了各种文学史，其中讲到的具体作品基本没有接触过。于是，偷偷和几位兴趣相投的同学交换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不乏夹杂着许多中外名著。其中，同班的小刘同学是我的主要书籍交易者。一是我和他都读过一些书，共同语言较多；二是家庭都有“问题”，自然都成了逍遥派；三是我们都有一些书籍可以交换。

我给他带去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著的《逻辑》、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丹纳的名著《艺术哲学》，以及儒家核心思想集《论语》、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深思录》；小刘则给我陆续送来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还有用文字改变世界的法国巨匠雨果的《基督山恩仇记》、《悲惨世界》等等。除了与小刘之间的书籍往来，还有其他零星的书籍来源，充实温润着破四旧文化沙漠下我们饥渴的心灵。

1966年夏天，那是革命激情澎湃的日子。学生们整日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要不就是把课椅搬到大操场听广播里北京的最新指示或批判大会。在这“红色海洋”里，我依然保持着平时养成的怀里塞本小册子或小本子：小册子是版面小而薄的书籍，但内容一定是革命的，否则压根就不敢往外带；小本子则是我抄录的书籍摘录，听广播时拿出来偷偷看。

那天，我带了本姚的《兴无灭资》，这是一本短小精悍的杂文集，完全是当时写大批判稿子、上台革命大辩论的“葵花宝典”。姚当时赫赫有名，堂堂文革小组成员，所以携带他的书完全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正看着，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我慌慌地将书塞进口袋。

只听见背后有人问：“什么书？看得这么投入。”

我回头一看，是另一班级号称“模子”的同学。因为他与小刘很熟，所以我也认识他：“是姚的一本小册子。”

听完了广播，“模子”跑来找我：“借我看两天姚的小册子吧。”

我说：“你都不知道书名，就要看？”

他说：“凡是姚的书，我都想看。”

“我是借来的，马上就要还回去的。”

“那我就看一天。”

经不住他的死磨硬缠，我不情愿地将“姚”给了他，并一再叮嘱：“明天一定还我！”

事后，小刘提醒了我一句：“小心书被他吃掉！”

说得我半信半疑：“不会有这种人吧？”

整整让我担心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模子”的教室，谁知他开口先说：“姚的书被我弄丢了！”

真正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还有这样耍赖无家教的人？我赶快与小刘商量：有什么办法逼“模子”交出书来？但聪明的他也束手无策。

当天下午，《兴无灭资》的主人伟伟来找我要书，原来他也是向别人借的。无奈之下，我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伟伟，并说可以带他去学校找“模子”。伟伟颇为沮丧地连声说：“有啥用、有啥用？你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了！”

伟伟走后，我以为事情至此为止了。谁知隔天他带了《兴无灭资》的真正主人来了我家。

“主人”腰圆膀粗的，厉声嚷道：“你别装蒜！吞噬人家书籍的见多了。藏哪儿了？马上交出来。”

我谦卑地重复着“《兴无灭资》确实借给同学给弄丢了”的话，“主人”不屑理我：“你家长在吗？请家长出来！”

母亲听到动静赶忙出来，见此阵势有点害怕（在这不正常的时期太多的担惊受怕让母亲都怕到草木皆兵了），她一连声地“对不起”，并拉住我：“书怎么会找不到了？姚的书是革命的书，书店应该有吧？快去书店看看，有的话就买一本赔给人家！”说着往我口袋里塞钱。

“主人”生硬地回道：“打什么岔打什么岔？书店有的话，我们也不会要你还了，这本书虽然只要一角八分钱，可我时时都要用的！”我央求“主人”说：“我确实没说谎，我是怎么样的人品伟伟可以作证啊！”但伟伟站在后面低着头不语。

“主人”冲着母亲说道：“不想交出来也行，改天让红卫兵组织到你家，里里外外搜一搜。红卫兵可是火眼金睛，六亲不认，不怕搜不出来！”这不间断的“抄家”、“破四旧”，已经让母亲担惊受怕丢了魂魄似的六神无主了，此刻听到要让红卫兵来“搜一搜”，简直是把铁锤砸在母亲的心上，她脸色发白，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汗珠子不断地从脸颊上冒出来。我十分害怕，不断地喊叫着母亲，又不断地摇动大蒲扇给她降温；转身又去厨房倒了杯凉开水让母亲喝。

也许这一幕，让“主人”和伟伟吃惊。

不知何时，他们默默地走了。

等母亲缓过神来，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今天还只是为一本红书就弄出这样的纠纷，闹到要叫红卫兵来家里搜查的程度，真来搜查那可怎么了得？如果是本四旧的书，不更是罪加一等？家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父亲已经隔离了，你还嫌家里不够乱啊？”

我看着可怜的母亲，向她郑重保证：以后再也不和同学交换书籍了！

2018年我<左>与小刘同学

为了不让身处困境的母亲为我担惊受怕，我决心居家做起了“闺房小姐”：一个大小伙子倦缩在家里吃饭睡觉无所事事，不与同学联系，更不出去活动。

我记得一句俗话：闲人愁多。废掉一个人，就让他闲着再闲着；而忙碌，则会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活着；否则，就会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年我只有十七岁。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难道我就这样慵懒着每一天，渐渐抛掷掉自己的青春年华吗？”我不想做闲人懒人，也不做书呆子，我是想通过读书使自己强大起来。于是我订了学习和创作计划，取了笔名：肖碌，就是要让自己每一天都忙忙碌碌。

无意间我接触到了元杂剧，一口气看了好几出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给我印象深刻。正好我同时也在看夏衍《关于电影的几个问题》这本书，将学来的片言只语斗胆改编关汉卿这部元杂剧为电影剧本；看了曹禺的话剧剧本《雷雨》，剧中的八个人物一直活跃在我的心里，加之剧情的跌宕起伏，让我难舍难分。

我马上联想到小时候在福州，沪剧名家丁是娥带来的沪剧《雷雨》，这出戏的艺术感染力让我十分震憾。我就将话剧《雷雨》改编成范氏《雷雨》沪剧剧本，改编后我将唱段唱词用沪剧曲调哼哼，格外兴奋，自己感动着自己。期间，又看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看完后同样浮想联翩，自己的观感特别想与人交流。

（改编本已经历时59个年头了）

尤其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世界名著深深吸引着我，我更是斗胆地将她改编成电影剧本。虽然大多是抄书中的对白，但还是有自己的构思与创造，还像模像样地写了主题歌。写成后，拿着剧本爱不释手，我喜爱自己改编的这部《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人喜爱不过瘾，总想要有读者和观众。我偷偷地给最要好的两位同学看，王同学告诉我：家里几个兄弟看了你改编的剧本，都觉得比看原著要好看（原著有大段大段的各种描述及哲学理论，年轻人会觉得不耐烦），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安娜》给我的喜悦不可描述。然而，也是因为这个《安娜》改编本，引出了一段惊悚的往事。

借给我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小刘，我叫他到我家里来取回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理所当然我就将自己的改编本也拿给他看，还叮嘱道：“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一一答应。谁知小刘看完剧本后，不是直接到我家里还给我，而是拿到了学校。那时也不上课，只是开会、学文件，同学们在教室里跑来跑去，无所事事。

我和小刘坐在课桌前讨论“安娜”。

小刘：“怎么把列文与吉提的内容都删了？”

我：“怕篇幅太长。”

小刘：“那就少了原著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了。”

“我知道，也作了一些补救。”说着，从课桌里拿出改编本，翻给他看。

“你们在看手抄本？”宛若一记响雷，劈打在头顶上！

我们两个同时抬头，了不得，原来是工宣队管师傅！

他瞪大着两眼俯视着，那五大三粗的身躯，像“白蛇传”里的镇妖宝塔，罩压着我们透不过气来。

我和小刘傻傻地看着管师傅，心里一阵恐谎：这个管师傅，立场坚定脾气暴，同学们都怕他。现在真不知道应该怎么从他的镇妖塔下脱身？

管师傅拿过改编本，读着封面上的字：“安娜什么娜（估计有个别字他还不认识）？是个外国女人吧，她是干啥的？”

我没敢说是俄罗斯的贵妇，结结巴巴回答：“是、是个苏联人。”

小刘机灵，立马补了一句：“好像是讲保卫苏维埃的事情。”

管师傅半信半疑：“给我看看”，说着就将改编本放进他人造革黑包里。

我们盯紧着管师傅的黑包，它慢慢地移出了我的视野。那可是一颗定时炸弹啊！不管它何时何地引爆，炸的可都是我啊！

我仿佛天都要塌了！眼前出现大量的看黄色书籍被批斗、被关押甚至弄不好坐牢杀头的画面，像过电影般一幕幕闪现。

回家的路，腿脖子一直软着。

到家后，罪魁祸首的我自然心神难宁。吃饭时母亲发觉我神情不对，问我我没说。

那天是周六。在青浦农村劳动的哥哥下午回家来，母亲让他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这才把剧本没收的事讲了出来。哥哥觉得事情不妙，赶紧告诉了母亲，母亲更是惊慌失措，一宿没睡着。

其实，我也只是勉强睡了两个小时，再也睡不着了。

（用第一代2401电脑打字机打的“安娜”）

隔天周日。天还没亮，母亲到我的床头，要我打听工宣队师傅家住在哪儿，准备陪我去主动认罪好让他网开一面。

我赶忙起来穿衣洗漱。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尽管声音不大，却也惊得我捏不住了牙刷，一下子掉进了洗脸盆里。我想：八成是工宣队管师傅找上门来了吧？

母亲开门，是小刘同学。母亲问有急事吧？小刘说要直接告诉我一件事。母亲猜想是“剧本”的事，但她还是回避了。

见母亲进了里屋，小刘才从棉衣口袋里取出皱巴巴的剧本送到了我的手里。

我一时发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刘简单地告诉我：昨天见管师傅将剧本塞进黑包里，我就有了主意。工宣队没有自己的办公桌，管师傅的黑包都是放在讲台下面的，等到管师傅去食堂吃午饭了，我就将黑包里的剧本“偷”了出来。又怕管师傅发现要查找，所以当天没敢送给你；又怕你担心，今天一早就给你送来了。

好机智的小刘！

虽然剧本拿回来了，可管师傅那里不好对付啊！我和小刘攻守同盟：此事谁也不说出去！

说是“不说出去”，母亲却是第一时间知晓。她把哥哥叫起来，商量着对策。

哥哥说：把它撕碎了塞进马桶里，或者一把火烧了？

母亲说：自家的马桶经常堵，再塞进碎纸怕更堵。

我说：烧纸更不行，上次烧过一本旧书，弄得左邻右舍都闻到了气味。

我虽然说的是事实，但从心底里是舍不得将自己心爱的剧本付之一炬。

怎么办？留着这颗“定时炸弹”在家里，总是个祸患啊！哥哥那时大学毕业在青浦农村劳动，待分配。他说：我把剧本带到乡下去处理。

这是个好主意，我和母亲都赞成。

哥哥临走，我还是悄悄叮嘱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毁掉剧本。哥哥一口答应。

周一上学校，坐在教室听管师傅吃力地传达什么文件，许多字都不会读，搞得满头大汗。我坐在课桌前，心里敲锣打鼓，双腿直哆嗦，身上也在出汗。怕的是，管师傅可能已经知道遗失的“剧本”是谁拿走了的事。

管师傅文件传达完后，说了一声我还有事情要办，大家继续学习老三篇，就提了黑包出了教室。

管师傅走了，可我心里更害怕了：他是不是去了校办公室，汇报“剧本”的事？这“害怕”一直追随着我到第二天上午去学校，听同学说管师傅家里有事今天请假不来了。尽管管师傅有事不来，可我的心里依然七上八下不踏实。星期三，管师傅来了，见到他，我都不敢正视他。管师傅却叫住了我，吓得我魂灵一下子都飞到九霄云外。

不到的意外，是管师傅要我写一篇批判刘的文章，急着要用。我心里突然冒出了“管师傅八成是把剧本的事忘记了”的念头。于是立马接受了任务，写批判稿的事让我干轻而易举，不一会儿，洋洋洒洒三大张交给管师傅。

管师傅难得露出笑容，可对我来说，管师傅的笑，可是救命的笑啊！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接连的太平无事。我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从镇妖宝塔下面钻出来了：“管师傅是把剧本的事忘记了”！

哥哥周六下午会回家，我上午就给哥哥所在大队拨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处理掉我的《安娜卡列尼娜》，方便的话就带回家来。

哥哥并没有将剧本带回来（是过了小半年才物归原主）。

晚饭后，母亲、哥哥和我开了个小会。会上自然是对我的训责：从此往后，不许再编写这类封资修的东西了！

其实，我比他们心情更沉重，因为我亲历了“镇妖宝塔”那漫长又绝望的恐惧。虽然我嘴上不说，只是点了点脑袋，可心里暗自发了狠誓，一定要金盆洗手，决不再乱写乱画！

于是，神圣纯洁的名著经典离我而去，美好多彩的创作理想戛然而止。我自己在心里将文学大门“呯然”关闭上了。

（插队落户的我）

没出几个月，我便报名到北国边疆插队落户战天斗地去了。临行前，将我的《安娜卡列尼娜》锁进了我的小铁箱子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经的读书与写字，硬生生地与我断绝了关系。

人的一生，有无数个偶然。假设不发生这场运动，我会不会提前十年就顺顺利利考上自己心爱的大学？假设没有中止我的爱好，我会不会也走上写作道路或有像样的作品问世？反过来想，如果没有徐老师的开导、同学间的书籍传递，我的文学梦也许不会被启迪？如果那部改编的《安娜卡列尼娜》被工宣队抓住了把柄、上纲上线而使我蒙受大难，或批斗、或劳改，我现在又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我？

可惜人生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不过，人生也有条定律：失去了这边的彩虹，转头得到了那边的风景。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凡是我们经历过的挫折，不要让它再发生在后辈们的身上，那我们的几十载生命旅程才有意义。

回首中学时代至今（1965年至2025年），已经相隔了一个甲子，整整60年。

作者：范文发（上海老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