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9，国民党的军队进入西安后，我住在什么地方好呢？

南京的电台广播说，红军已占领了西安。实际上，在西安的 全部红军，只有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数人，以及12月12日被释放 的大约300名红军俘虏。

我曾和艾格妮丝 · 史沫特莱一起访问过 这些释俘，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释俘中竟有约50名妇女和30名 孩子。他们多数人都有病。在寒冷的12月，他们躺在冷冰冰的 茅草棚里，地上只铺着一些稻草。直到杨将军应艾格妮丝的请求， 才允许给他们送去一些被子和食品。

这些红军战士，几乎全都是四川的农民，年龄有老有少，看 上去就像是描写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大都没 有穿鞋子，把农民特有的长满茧子的大脚板盘在下面，端坐不动。 他们一声不响，用红肿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两个来访的外国人。

我们对几个年轻的女战士说，希望你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 去。这时候，她们那充满目光的疑惑才消失，浮现出含羞的微笑。

从1月以来，西安北面的一个小城云阳，驻有红军的一支小 部队。艾格妮丝访问了这支部队，她抵达后不久便给我写了一封 充满激情的信，邀我尽早到云阳去，哪怕只待一天也行。

我兴致勃勃地等待这次短途旅行。我要在云阳见到的，是这 样的一些人：他们被一方骂为土匪，却被另一方赞为为新中国战 斗的战士。在中国人之中，关于红军有无数的传说，实际上和红 军见过面的人却屈指可数。要判断这些传说的真伪实在困难。

云阳是一个古老的、半废弃的城市。大片的废墟，表明这个 城市具有绚烂的过去。通往宫殿的路上有一道道门，门前是石狮 子及其他动物的大型石雕像。走进宫殿，却只见处处垂着蜘蛛网， 屋梁满是蛀孔，雕刻得很美的窗框，也只剩下一些残片了。

一间破旧的大房子，凛冽的寒风不住地往里刮，石板地上铺 着稻草 这就是红军战士的宿营地。由于好奇，我怔怔地看着 这些戴着缀有红星的军帽的战士。他们的制服，和中国西北部农 民穿的一样，是用硬梆梆的黑棉布做的。由于长期行军，多数战 士的脸上仍然流露出疲乏的神色。营养不良，使他们的眼睛溃烂 红肿，肺结核也在蔓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到冬季制服，到 处可以听到重浊而厉害的咳嗽声。

可是，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 虚、绝望的表情。他们满脸笑容地欢迎艾格妮丝和我，向我和艾格 妮丝提出一连串问题。他们说的是很难懂的江西方言，我几乎全都 不懂。据翻译说，他们大多数是四五年前参加红军的，年龄超过20 岁的不太多。有八年或更长军龄的人，也不过在25岁到30岁之间。 这些人被叫做“老战士”,被看成是身经百战的勇士。

究竟他们经历过多少次激烈的战斗，负过多少次伤，只有极 少数还活着的勇士才能准确地说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休整。对 他们来说，现在在城墙外的空地上进行的军事训练，比起真正的 战斗来，真如同游戏一般。他们的食物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他 们已习惯了忍饥挨饿，一碗玉米饭加上一些卷心菜，对他们来说就是珍馐美肴了。

不论是在队伍行进中，还是在站队的时候，红军战士都唱着 雄壮的进行曲、深沉的思乡曲和他们遥远故乡的民歌。指挥的人 举起双手喊：“一、二、三!”大家便一齐唱了起来。

他们和当地居民相处得很好。有钱的地主和商人，听到红军 南进的消息，便赶紧逃得精光。贫苦农民和小商人，则和往常一 样继续干自己的活或做买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即使想逃，也无 处可去。当他们知道红军即使买一些花生也要付钱，恐怕会感到 惊奇吧。

云阳驻军的一名红军指挥员对我这样说：“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时间还不长，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听到本地居民对我们部队有什 么抱怨。相反，有许多年轻人来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对他们说， 现在军服和枪都不够，这些年轻人还是要求参军。我们的生活很 艰苦，他们也是知道的。我军战士每月只发一元零用钱，部队经 济困难的时候甚至连零用钱也不发。我国的农民是不怕艰苦生活 的。他们确信，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在沈夫人家寄居

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仍然鲜明地涂在各处的墙壁上；写着 八大纲领的绸旗，在寒风中轻轻地飘拂。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入西安后，谁也不能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南京政府并没有发生 大的变化，救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离开西安是明智之举。

杨将军也在西安西北面的小城三原暂住，观察今后数周事态 的进展。杨将军坚决主张炳南也到三原暂避，因为炳南和共产党有联系，处境加倍危险。

我住在什么地方好呢?住在“反叛派将军”家中，自然有危险；搬到中国朋友家中暂住，也不行。因为如果让“可疑人物” 的妻子住在家中，自己也成了可疑对象了。

危险日益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切朋 友抛弃了。原先很亲密的朋友也疏远我，即使向他们提出请求， 也没有人应允。

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柏林时代的好朋友、教育学 家江隆基，毫无避讳来探访我，要帮我一把。但谈到我和孩子的 居住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我遇到了沈钧儒老先生的德国儿媳。 几个月前我就是冒她的名到苏州监狱去的，后来在西安和她交上 了朋友。

沈夫人是一位果断的妇女。和她见面时，我照例谈到住处的 问题，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回答道，请你到我家来吧。

她对我说：“我的丈夫去旅行了，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小用人。”

平心而论，如果我接受这个邀请，她的中国丈夫不见得会感到高 兴；可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和沈夫人谈好，尽可 能不要妨碍她，就住在她家的偏屋。

这屋子比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房还要简朴。事实上，屋里 只有一个炕。沈夫人让人给我搬来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屋里 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炭炉，不怎么暖和，幸而我穿的那件中国式厚 棉袄倒是挺管用。

现在，我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了。洗尿布和衣服的时候，给 我们母子俩弄吃的的时候，把木炭炉扇旺的时候，修补一再被猛 烈的寒风刮破的窗纸的时候，我都在想着自己奇突的命运，各种 各样的想法在头脑里盘旋。命运使我从富裕、安乐的家庭里，一 下子来到这间破屋子过悲苦的生活- 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沈夫人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她以家事为乐，很有耐心地、似 骂非骂地教她的小用人麦八做家务，从早到晚都听到她叫“麦 八!”的声音。麦八是个15岁左右的孩子，无可奈何地按照女主 人的吩咐，匆匆忙忙地在屋里做个不停。沈夫人用的是她学会的 上海方言，麦八要听懂她的命令可不容易。

麦八告诉我，市内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一天晚上 趁着黑夜来看望我的江隆基也说，南京的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已 占据西安了。据江隆基说，由于有力量的“反叛派”已离开西安， 所以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可是，他仍然忠告我，尽可能不要 在人前露面。

话虽如此，要做到绝对不在人前露面是不大可能的。有好几 次，一些男人到沈夫人家来访，他们表面上装出很客气的样子， 实际上却露出怀疑的神态，东张西望，他们也打听我的情况，但 得到的回答却使他们失望。沈夫人总是说：“我家里的事，你们管 不着。”

有一天，我们几乎不得不为保卫家园而采取直接的反击行动。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大门忘了关上， 一队十二人左右的士兵突 然闯入庭院，正要把绳子上晾着的衣物拿走时，被沈夫人看到了。 沈夫人用尽力气高喊麦八，却不见麦八出来。对手是手执武器的 军队，即使是在抢掠现场的人，聪明的话也应该躲避。

但这是中 国人的想法，对沈夫人是不合用的。沈夫人把我叫来，我们两人 向士兵们猛扑过去，把他们抢去的衣物夺回来。我们这两个鼻子 高高的外国人，一个红发，一个金发，用他们全然不懂的外国话 高声叫骂，在那些士兵看来，简直是恶魔或疯子。即使是手握刀 枪的士兵，也害怕疯子。他们大吃一惊，赶紧把“战利品”扔在 地上了。我们乘势追出，把他们赶到门外。沈夫人立即把大门关上，插上门栓。

搬到沈夫人家后，我和用人夏得胜也分手了。夏得胜再三对 我说，很希望陪我过深居的生活，我谢绝了，劝他找新的工作。 不过，我并没有忘记对他说，如果他的境况不好，什么时候到我 家来住都可以。他表示感谢，并说：“我替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好保 姆吧。现在，保姆照料孩子比我合适。”

不久，夏得胜便领着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来见我，她穿着中 国北方农民常穿的黑棉袄。我们叫她杨妈。杨妈的丈夫是个贫苦 的农民。她的几个孩子，都因传染病或其他病症死去。因为人多 地少，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杨妈也走上了许多贫家妇女所选 择的道路，到城市做活，当保姆。她们把赚来的钱寄给家里人。 事实也是这样，杨妈在自己身上几乎连一个钱也不花的。

杨妈、王安娜和 王黎明(1937年)

杨妈到我家来的时候，只拎着一个小包袱，连棉被也没有。 像蹄子一样畸形的脚，走起路来却出奇地轻巧快捷。她的小脚和 她那农民的壮健体格实在不相称。

缠足，与其说是风俗，不如说是一种恶习。在法律上，缠足 是被禁止的，但具体的法令执行起来却并不严格，对违犯者也没 有加以制裁。

在西北部的许多村子，我好几次亲眼看到给小女孩 缠足的情形，方法是把脚趾向里屈，用绷带缠紧，一直缠到脚板 保持屈曲的状态。这种蹄子似的畸形的脚，却有一个富于诗意的 名字：“金莲”。

关于缠足，有一次，一个农妇回答我的问题时这样说：“我们 中国农村，保守的男人结婚时一定要女方是‘金莲’的。最近， 有的开通的青年愿意娶不缠足的妇女，但他们希望对方受过教育。

我们穷人家不能送女儿上学，她们只能和保守的男人结婚，所以只好缠足了。”

忠实的杨妈，常年在我家帮忙，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之 一。不管境遇好坏，她都和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待遇更好的 工作，她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我们。我们的生活受政治变动的影 响很大，经常动荡不安，但杨妈以中国农民特有的耐性，一一忍 受了。

从到我们家工作的第一天起，杨妈就把黎明当成自己的儿子 一样钟爱。不管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见她脸上露出过厌烦的神色。 睡眠、休息以及种种久已养成的习惯，她都为黎明而一 一牺牲了。

如是过了13年，到黎明进北京的寄宿学校时，我们不得不和 杨妈分离了。我们长时间安慰她，约定和她通信。离别后我们也 尽可能地和她保持通信。黎明端端正正地写信给她，节日寄东西 送给她。只是有一点，黎明还未能满足杨妈最大的心愿：到杨妈 的家乡去看望她。

王安娜、王黎明与杨妈在西安重聚(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