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节度使的发展历程:募兵代替府兵，帝国战略进攻到防御的转型

序言

节度使，唐朝地方官名，意为节制调度，唐玄宗时为应对边疆民族威胁，开始加强边地守将职权，都督开始带使持节号，称“节度使”。

起初，节度使仅掌地方军权，后随时间推移，逐渐掌控行政权和财政权，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节度使在设立伊始对唐朝边疆防务起到积极作用。

但“重外轻内”的政策使得节度使权力极度膨胀，开始反噬大唐政权，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从此唐帝国由盛转衰。

节度使产生的根源：均田制的崩溃，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节度使制度的产生与唐朝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介绍节度使制度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唐朝前期经济和军事制度的变化。

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是北魏流传下来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南北朝时代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为保证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把无主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向政府缴纳租税，规定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

隋朝以后推行至全国，后唐承隋制，延续这一土地政策。均田制的目的是保证国家财政赋税，使得朝廷能够支撑日常运转以及对外战争。

北魏、隋唐统治阶级为关陇军事集团，北魏皇室为鲜卑人，杨隋、李唐均为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保持骑射和能征善战的血统，因此在均田制基础上建立府兵制。

府兵制，即兵农合一，农民平时耕种土地，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

府兵制不仅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经济农业建设，唐太宗时期对外征战频繁，帝国疆域急剧扩张，府兵制达到极盛。

府兵制的发展与兴盛与均田制息息相关，兵农合一和府兵制是建立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

到了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时代，情况出现变化，唐朝面临与它的前一个大一统王朝汉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

政权的稳定固然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但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土地兼并空前盛行。

均田制下的国有土地不断转化为地主豪强的私有土地，加上沉重的兵役徭役，农民或纷纷逃亡，或出卖土地成为官僚地主的佃农。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因为农民不是成为流民就是沦为豪强府邸隐匿起来的“奴仆”，加之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导致兵役繁重。

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久戍不归，以至于大量府兵逃亡，到了唐玄宗天宝初年，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在这种情况下，募兵制产生了。

募兵制与朝廷巩固疆域成果的防御军事战略催生了节度使制度

除了经济原因，大唐周边的地缘政治变化也促使府兵制的崩溃和募兵制的兴起。

唐朝统一中国后，从唐太宗李世民到高宗李治，对外一直保持旺盛的扩张进攻姿态。

太宗皇帝采用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

他先后平定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灭高昌，服吐蕃，高宗继位后打败西突厥、灭高句丽，大唐势力渗透至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广大地区。

《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唐高宗李治后期，唐朝不仅控制漠南漠北，还把势力渗透至中亚河谷盆地，连一向桀骜不驯的朝鲜半岛、日本也拜服于地，大唐的疆域达到极盛。

但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唐朝虽然把能打的都打下来，但广大边疆不过是羁縻统治，周边游牧民族不时反抗骚扰。

所以到了唐高宗后期，唐朝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开疆拓土，而是把打下来的疆土巩固下来。

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但唐防御的对手是游牧或农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这些精于骑射的骑兵，如急风暴雨、风驰电掣，在茫茫草原飘忽不定。

要想以静制动，占据主动，就需要有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常备军。而如此规模庞大的集团军，府兵体制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前文说过，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战士们要打仗，却不能耽误农时。

府兵从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再到后勤供应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待这些工作安排就绪后，敌人早在抢掠后跑得无影无踪，况且府兵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已难以为继。

这样一来，改变府兵制势在必行。募兵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

募兵制，即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样做既减轻农民的兵役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使得国家建立了强有力的军队。

677年，高宗在关内、河东诸州召募长期服役的士兵驻防中亚，以防范吐蕃骑兵袭击，长期服役的募兵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这些募兵也被称为长征健儿。

这样一来，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统帅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任命，使持节谓之节度使。

节度使制度最早始于高宗，到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左右，“长征健儿”彻底取代府兵，节度使成为大唐普及的地方官制。

十大节度使奠定大唐最后的军事荣光

节度使制度的全面建立是募兵制和唐朝战略防御总方针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虽然节度使稳定了大唐边防，但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长征健儿们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朝廷。

募兵制最初的几年尚能承受，不过随着募兵规模的扩大，仅靠政府拨粮拨款已远远不够，开元十一年边防军已达六十多万。

为了保障后勤供应，朝廷实行屯田制，利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以减轻财政压力。

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朝廷统一支配，不过繁杂的程序和漫长的调度时间让常备军将领不能及时解决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极大影响了他们调动军队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进而削弱唐军战斗力。

时任太原尹韦凑就指出:

“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以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

低效的调度极大掣肘唐军对外作战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下放财政权力给各防区节度使，并把最重要的食盐资源的税收和管理权交给节度使。

不过财权的下放仍未解决对外作战的局限。从高宗到玄宗，唐朝面临与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的多线作战。

地方层面，除了军事主官节度使，还有朝廷经常临时派出的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抚使等。

他们对地方州县官吏实行监察，州刺史则是地方行政主官。

玄宗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天宝中开始，将“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

这是唐玄宗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的一次重大军事行政变革，也是对节度使权力的又一次扩大，从此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官衔正式化。

与此同时，募兵制的发展让节度使继续坐大，由于信息差的缘故，朝廷很难掌握诸边防重镇的兵力需求，当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就会默许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

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除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有无职业的流浪人、走投无路的无赖亡命徒。

这些无依无靠的士兵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而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使得士兵们对节度使的依赖性很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局面。

到了天宝初年，大唐边塞已经形成十大节度使（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其中:

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今北京，兵力9.14万，防御契丹、奚族；

平卢节度使治所营州，今辽宁锦州，兵力3.75万，镇抚靺鞨、室韦；

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今宁夏灵武，兵力6.47万，防御突厥；

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兵力5.5万，协同范阳、朔方防御突厥；

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今甘肃武威，兵力7.3万，隔断突厥与吐蕃之间的联系，守卫河西走廊；

陇右节度使治所鄯州，今青海乐都，兵力7.5万，防御吐蕃；

北庭节度使治所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兵力2万，防御突骑施；

安西节度使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兵力2.4万，镇守西域；

剑南节度使治所益州，今四川成都，兵力3.09万，防御吐蕃、南诏；

岭南五府经略使‌治所广州，兵力1.54万，统辖百越各族。

十大节度使仅在册兵力就有49万之多，尤其是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西节度使，他们承担大唐东北、西北等重要战略防御方向，个个手握重权。

起初节度使皆用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如开元时期的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

对于节度使的潜在危险，玄宗并非不知，但在当时张力尚武的背景下却无良策，最终李林甫送去绝佳助攻。

他欲巩固地位，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胡人，胡人勇决习战，且族寒无党，厚待之，必能为朝廷尽死。”

此时的玄宗陶醉于开元盛世，失去了政治敏锐性，骄惰之气滋生，便听信其言。

于是安禄山（胡父突厥母）、安思顺（昭武九姓胡）、哥舒翰（突骑施）、高仙芝（高丽）先后出任节度使，权倾边陲，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于755年酿成安史之乱。